1860年太平天国西征，其目的在于攻武汉，解安庆之围，以保天京。这是太平天国后期一次重大的军事战略活动。它的失败，造成了安庆失陷，天京危急。史学界普遍认为西征是正确的，其失败原因主要是李秀成消极参战，贻误战机造成的。(简又文：《太平天国全史》下册；牟安世《太平天国》；王戎笙等：《太平天国运动史》。)有的则认为是英国的干涉造成的。(王戎笙等：《太平天国运动史》。)我认为上述二说不是第二次西征失败原因，其根本原因还在于整个战略决策的失误。现从以下几方面来谈我的看法。
对军事形势判断的错误
1860年，虽然太平军取得三河大捷，攻下杭州，以“围魏救赵”战略，再破江南、江北大营，缓解了天京危机。但是，太平军已经丧失了长江水上的控制权，而湘军越战越强，清方已控制长江上游重镇武汉，开始包围安庆，太平军在江南统治并不巩固，整个形势，从根本上说对太平天国并不有利。
但是洪秀全等太平天国领导人，则过高地估计自己。他们“所有各王对于天国之前途均抱乐观。……他们说他们立志在本年夏间尽驱去长江一带诸妖。”(引自罗尔纲：《太平天国对外关系考》，《太平天国学刊》第4辑。)独李秀成清醒地认识到“今敌无可败之势”，湘军还是“很厉害的”，“如食果未及其时，其味为苦。”(《洪仁玕自述》，《太平天国》（二）。)
第二次西征，是洪仁玕、陈玉成、李秀成在苏州召开的一次军事会议上决定的。会议具体内容，因资料缺乏而不可知。但我们从《洪仁玕自述》中可以看到，在西征问题上，洪仁玕、陈玉成同李秀成有过激烈的争论。洪仁玕说：“殊忠王既抚有苏杭两省，以为高枕无忧，不以北岸及京都为忧。故予行文晓之曰：‘自古取江山，屡先西北而后东南，盖由上而下，其势逆而难，况江北之北，河之南，自称为渔米之地，前数年京内所持以无恐者，实赖有此地屏藩资益也。今弃而不顾，徒以苏杭繁华之地，一经挫折，必不能久远，今殿下云有苏浙可以高枕无忧，此必有激之谈，谅殿下高才大志，必不出此也。夫长江者号为长蛇，湖北为头，安省为中，而江南为尾。今湖北未得，倘安徽有失，则蛇既中折，其尾虽生不久，而殿下之言，非吾所敢其闻也’。后忠王复议‘特识高见，读之心惊神恐，但今敌无可败之势，如食果未及其时，其味必苦，后当凛凛’云云。”(《洪仁玕自述》，《太平天国》（二）。)
李秀成认为东南的新根据地尚未巩固，上海、湖州等尚在清方手中，全军西进，孤注一掷去救安庆是劳而无功，甚至是危险的。他主张首先经营苏浙两省，然后“即取百万买置火轮二十个，沿长江上取，另发兵一支南进江西，发兵一支进蕲黄，合取湖北，则长江两岸，俱为我有，则根本可久大矣。”(《洪仁玕自述》，《太平天国》（二）。)
洪仁玕的看法，从理论上说是无可非议的，但在如何解决上游的危机问题上，应该说李秀成主张更为实际、合理，胜过洪仁玕、陈玉成一筹。
第二次西征的错误战略决策，却得到洪秀全的肯定。那时，江西德安县以及随州、义宁、武宁、大冶、兴国、通山、通城等地起义者纷纷差使至苏州，表示愿意投靠太平军。李秀成上书天王准备去招收数十万众，再行西征。继而又提出“买粮入京”，作好御敌准备。但是这些合理的意见，均被洪秀全否定，并且责备李秀成为“怕死”。李秀成说：“天王严诏颁到，命我赴上游，催我领军而去扫北，那时无良计”，只好“强行而止”。(《李自成自述》影印本。)
第二次西征攻武汉救安庆的“围魏救赵”战略，从实施来看，也是个冒险的计划。它同李秀成从苏南攻杭州救天京之围，有很大不同。从苏南攻杭州那时路途短、兵力强大、集中，行军迅速，相反清军在杭州力量较弱，又毫无准备，所以太平军进军迅厉，很快取得成功。而西征则不容易的。陈玉成要从浙江杭州前线回师；李秀成的军队也要从江南抽调。他们要经过浙江、江苏、安徽、江西、湖北等省的数千里长途跋涉，还要经过清军重重防守，在丧失了长江水师支援，信息联络十分困难的那个时代，还要兵分江南、江北二路，这就很难行动一致，协同作战了。
陈玉成、李秀成在行军途中，并不是直趋武汉的。陈玉成于1860年9月底自天京率部渡江北上，捻军这时正被清军民困于皖北定远。陈玉成率军解定远之围后，汇合捻军，力量大增。这时陈玉成却停止西进，反而南走庐州（今合肥市）、桐城，试图直接解安庆之围。11月下旬，陈玉成进屯桐城西南挂车河，连营40余座，强攻多隆阿、李续宜所部湘军。多、李知陈玉成部远道而来，利在速战，遂凭垒顽抗。太平军猛攻数日不下，反面损兵折将，捻军首领孙葵则战死。陈玉成这才引兵西征，但已误时多日。
李秀成南路西征军出发比陈玉成晚了一个多月。他率军经繁昌、南陵、石埭、太平等地。12月克黟县北境军事要地羊栈岭，距湘军祁门大营仅60里，这时大营空虚，曾国藩吓得准备再次自杀。李秀成却毫无所知，怕湘军出击，反而绕道徽州，入浙江常山。1861年2月由常山入江西，围攻建昌；经20多天的围攻仍不下乃撤兵。这时已是3月下旬，陈玉成兵已进抵湖北黄州。建昌与黄州相去千里，信息不通，无法相互策应协攻武汉。李秀成转战江西各地，直到6月，才攻克湖北武昌县（今鄂城），逼近武汉。
停攻武汉并不完全是英国的干涉
英国侵略者为其在华的利益，无疑是要阻挠陈玉成、李秀成进攻武汉。1861年3月22日，英国参赞巴夏礼乘舰东返，途经黄州，上岸会见陈玉成，无理阻挠进攻武汉。咸丰朝《筹办夷务始末》和革利果雷与克拉克合辑的《有关太平天国的西方通讯》载：陈玉成对巴夏礼说，他在进攻汉口的问题上有些犹豫，因为“他已听说英国人在汉口已经开辟通商”。巴夏礼说武昌、汉口、汉阳三镇联结，构成一个巨大的贸易市场，太平军夺取集中任何一个城市，都免不了要损坏由这三个城市组成的整个商港的贸易。所以，太平军必须远离武汉三镇。
值得注意的是：陈玉成攻打武汉是由陈玉成、李秀成、洪仁玕共同商讨并经洪秀全批准的重大战略决策。陈玉成不经天王批准以及同李秀成、洪仁玕商量，竟听从一个外国参赞的意见，擅自改变重大决定，这可能吗？他承担得起这么重大的责任吗？
那么陈玉成大军攻占黄州，兵锋逼近汉口时，为什么停止前进了？我认为，这是因为此时李秀成军仍在江西东部，陈玉成怕贸然进攻，会陷孤军深入的危险境地。再者，武汉是个水陆城市，太平军没有水师，作为军事家的陈玉成知道，在敌人水陆两军力量较强的情况下，无论进攻或者撤退都比较困难，不能冒然前进。况且，此时安庆已十分危急，陈玉成只好直接回援安庆。
南路西征军李秀成到达兴国时，英国驻汉口领事金执尔又跑来会见他说：太平军进攻武汉对商业不利，并吹嘘武汉驻有清军重兵，以阻止李秀成进攻武汉。李秀成一时失察，竟将联络军情的两封信托金执尔代投，结果被扣留，从而破坏了南北两岸太平军的联络。当李秀成看到了胡林翼、鲍超等部清军增援武汉，便于7月中南退江西瑞州，旋即渡赣江东走，9月下旬撤入浙江。南北二路西征武汉的计划遂半途而废。
清军早已知道太平军“围魏救赵”的计划
曾国藩、胡林翼等湘军头目早已知道太平军进攻武汉的企图，但却始终咬住安庆不放。曾国藩给皇帝的奏稿说：“逆党之救安庆，其取势乃在千里以外，皆所以掣官军之势，解安庆之围。论者多思撤皖之兵，回顾腹地之患，又有谓宜弃皖南祁、黟等县，敛兵退保江境者，鄙意皖围弛则江北之贼一意上犯鄂境，祁、黟退则江南之贼一意内犯抚建，故始终仍守原议”(《曾国藩全集》奏稿，卷8。)“自去年冬至今夏，几无日不战，无路不梗，幸坚持初议，不弛安庆之围。”(《曾国藩全集》书札，卷9。)曾国藩又说：太平军在江西、湖北攻城掠地，“皆所以分兵力，亟肆以疲我，多方以误我。贼之善于用兵，似较昔年更狡更悍、吾但求破安庆一关，此外皆不遽与之争得失，转旋之机只一二月可决耳”。(《曾国藩家训》咸丰十一年4月4日。)他下决心，“纵使江夏（即武昌）或有疏失，安庆围师仍不可退”。因为太平军“纵有破鄂之势，断无守鄂之力，江夏纵失尚可旋得，安庆一弛，不可复围”。(《曾国藩家书》咸丰十一年2月26日。)他还一再致函，反复叮嘱曾国荃：“无论武汉幸而保全，贼必以全刀围扑安庆围师，即不幸武汉疏失，贼亦必以小支牵缀武昌，而以大支回扑安庆，或竟弃鄂不顾。去年之弃浙江而解金陵之围，乃贼中得意之笔，今年抄写前文无疑也。无论武汉之或保或否”，总以陈玉成“回扑安庆时官军之能守不能守，以定乾坤能转不能转。安庆之壕墙能守，则武汉虽失，必复为希庵（指李续宜）所克，是乾坤有转机也。安庆之壕墙不能守，则武汉虽无恙，贼之气焰复振，是乾坤无转机也”，因此，安庆得失即“关系天下之安危”。(《曾国藩家书》咸丰十一年3月24日。)胡林翼则“以安庆未下，进驻太湖。知贼援皖不利，必窜湖北，冀解安庆之围，乃命曾公国荃日夜围攻，豫筹一军防贼上窜。于是陈玉成再窜湖北，再击破之”。(《中兴将帅别传》第20页。)所以，李秀成在回答曾国藩的机要幕僚赵烈文的提问时说：“先欲救皖，后皖难救，又闻鄂兵强，故退。”(《能静居士日记》，《太平天国丛编简辑》。)曾国藩、胡林翼是从实际力量对比上，看出太平军力量已有限，从而制定了比较实际对策，这是西征军失败的原因之一。
综上所述，第二次西征失败原因固多，英国的干涉，陈、李两军行动犹豫，步调不一，联络困难等。西征军即使打下武汉，如曾国藩所说，不能根本改变上游的整个战局，西征的目的亦达不到，也不能说成功。所以，上面的原因都不是主要的、根本的。西征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整个西征战略决策是错误的。从陈玉成军初战李续宜受挫，李秀成大军围攻一个小小的建昌，竟然十数日不下，说明这时他们的军力已是强弩之末。在力量对比不利于太平军的情况下，贸然进行数千里的远征，其结果必然不妙。太平军当时应该采取集中优势兵力，短线进击，伺机消灭敌人有生力量，而不要去争一城一池的得失。
【资料来源：《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科版》1990年5/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