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太平天国后期战史上，1860年2至5月的二破江南大营，是一次策略巧妙，指挥卓越的战役。它解除了清军对天京的长期围困，同时也带来了某些不利于太平军战略全局的因素。以往不少研究者曾指出这次战役胜利的积极意义，但往往忽视了它的消极方面。本文论述这次战役，侧重于从战略全局上衡量其得失、影响，期望得到大家指正。
（一）太平军后期的战场形势与二破江南大营战役方针的确定
太平天国自1856年天京变乱后，战场形势渐趋恶化。西线，湘军趁机攻占天京上游屏障武昌、九江及江西重镇吉安等处，向天京步步进逼，致使拱卫天京的战略要地安庆暴露在敌人的兵锋之下。东线，清江南大营挖掘长壕，对天京坚兵围困，并攻占镇江、瓜州等下游屏障，江北大营则都占夺浦口，威胁京浦粮道。太平军前期徜徉驰骋，往来裕如的局面，已成明日黄花。
1858年，太平军发动浦口、三河战役，摧毁江北大营，歼灭湘军李续宾部，分别给东西两线敌军以重要打击，战场颓势基本扭转，“稍可自立”，但战略防御的形势并未改变。
1859年起，东线形势复趋恶化。首先是江南大营长壕掘成，对天京三面包围，致使天京“仅通浦口一线之路，车运北岸粮米以济京用”，紧接着，太平军叛将李昭寿引军东下，策反江浦守将答天豫薛之元，江浦、浦口沦于敌手，太平天国粮道中断，京中人心惶恐。李秀成在黄山闻变，率军星夜回救；正在安徽中部作战的陈玉成，接两浦危殆军报，也不得不移军东趋，与李秀成联合指挥两浦争夺战。战事旷日持久，从三月初旬打到年底，始告得手。京浦粮道虽通，江南大营对天京围困依旧。
西线形势虽然不如东线险恶，但隐伏着严重危机。湘军自三河之战后，凶锋受挫，曾国藩却未放弃进取安庆计划。1859年底，他在湘军元气复苏之后，利用陈玉成助理离皖趋苏之机，会同胡林翼楚军分四路进军安庆，对桐城、舒城、庐州作廓清外围之战，安庆日益呈现险象。
在这种战场形势下，总理朝政的干王洪仁玕与副掌率忠王李秀成，自1859年12月下旬到翌年1月中旬，经多次讨论后，制定了理解京围的二破江南大营作战方针。其内容就是，《洪仁玕自述》说的：“此时京围难以力攻，必向湖杭虚处力围其背，彼必返救湖杭，俟其撤兵远去，即行返旆自救，必获捷报也。”
这个方针应该怎样估价？它的性质应该怎样确定？
作为一个战役的指导方针来讲，从它效法“围魏救赵”故事，运用“诡诈”的策略思想，，采取攻其必救的战术手段，已达到解除京围的战役目标等项作战要点看，这是一个构想巧妙的卓越方针。从战役实施的效果来看，太平军在这一方针指导下，做到了欲近而示敌以远，攻其不备，出其不意，分合变幻，夺取战役预定的作战成果，证明是一个成功的指导方针。
但是，若把这个方针放在全局上衡量，可以看出它既非战略进攻的决策，也不是完全顾及战争全局的方针。
首先，当时太平军在东西两线处处受制于清军。除李秀成一军屯于浦口外，陈玉成在安徽与楚军抗衡，杨辅清与湘军在池州殷家汇胶着，李世贤则被清军拖住于南陵湾沚一带；天京因被江南大营围困，“朝内积谷无多”。无论从兵力上，物资上还是战机上，太平军都缺乏转入战略反攻的条件，二破江南大营战役只能属于积极防御性质。把它说成是“进入反攻阶段的战略方针”，显然是脱离战场总形势的乐观估计。
其次，尽管江南大营的继续存在是对天京的重大威胁，但大营七万余额兵军纪败坏，“将骄兵惰，终日酣嬉”，能战者仅张国梁一军。只要天京粮道保持畅通，天京即使被围，于全局并不造成大患。当1860年2月李秀成离浦口去芜湖组织二破江南大营战役时，张国梁趁机攻占浦口外紧靠大江的防区和九袱洲一带，把天京“困如铁桶一般”。胡林翼对此曾评论说：“东南成功尚早，我辈自行其志，不睬他人”。这虽说是敌方内部勾心斗角之词，但道出了东线在战略全局的轻重位置。如果联系1853年以来江南大营对天京劳而无功的围困历史，胡的上述说法并非纯属讥评。
从战场形势的全局衡量,太平军真正凶恶的对手主要不是江南大营,而是正在围攻安庆的湘楚军。太平军最高统帅部把注意力集中在江南大营上，实际上是天京变乱后保守思想在军事上的反映。如果说，自从1853年攻下南京之后，以洪秀全为代表的后期太平天国领导集团，在思想上的进取性逐渐减退，保守性逐步上升。那末，天京变乱后清军屡次围攻天京的东线形势，严重搅乱了洪秀全“爷哥朕江山万万年”的帝王梦。于是，保住天京、解救京围，就成了洪秀全乃至李秀成等人的主导思想。从1853年11月的三汊河之战起，到1859年的两浦争夺战，太平军的东线战争几乎都是天京解围战。其中较大规模的，据李秀成在《自述》中的追忆就有五次。可见保守思想确实已经严重地制约和影响着军事斗争。天京作为太平天国的象征，当它被围时，当然必须解救。但是，从指导全局的角度看，应该有一个战略重点，决不应该为保守天京而不顾全局疲于奔命。所以后来李秀成在《自述》中总结“天朝十误”时，沉痛地指出：“误不该专保天京，扯动各处兵马”。这确实是从失败的痛苦中总结出来的宝贵教训，反映了军事上保守思想的危害。洪仁玕原是一介书生，军事原非所长，总理朝政不久，缺乏驾驭全局的魄力；李秀成虽属后起之秀，但既不具有统帅全局的权限，也缺少统帅全局的经验。他们把着眼点放在解救京围上。既合逻辑，也可理解。所以这个战役方针，正是保守思想下的产物。由此看来，说“消灭江南大赢得决策，从战略思想上来看是完全正确的”，似乎只注意到天京被围必须解救的一面，忽视了太平天国领导集团中日益滋长的保守主义倾向，过高估计了统帅部的战略思想。
居上所述，我认为二破江南大营作为一个战役，具有攻势作战的积极防御性质，但作为战略整体的一部分，仍然没有超出消极防御的制约。
（二）战役实施和战术特点
二破江南大营战役的实施，包括兵力部署、战斗发动和战役会战三个有机序列。
兵力部署，因现存资料缺乏，很难厘清，大体上说采取统帅部和战役主帅两线并进的结构。约在1860年2月初旬，天京统帅部即行文通知太平军主力陈玉成、杨辅清、刘官芳、赖文鸿、古隆贤等部，令由池州进攻徽、宁、浙境清军，“为围魏救赵之计，俟大军空虚，即俟隙进兵”，参加战役会战。同时，李秀成奔赴芜湖，组织李世贤为佯攻兵力。这样，打破了通常先完成兵力集结再实施战役行动的惯例，争取了时间。
战斗发动，从1860年2月初旬李秀成、李世贤离芜湖执行作战计划，到4月29日各路主力进入会战地点，历时八十余天。前后组成“虚攻湖杭”与“返旆自救”二个阶段。
第一阶段自李秀成、李世贤出芜湖到3月19日攻占杭州，是为奔袭作战，占领佯攻目标，执行“向湖杭虚处力围其背”的战役要点。其战术特点是示敌以形、诱敌出穴。
这一阶段中，太平军的作战意图因敌军截获天京统帅部的调兵情报而有所察觉，和春则因攻克九袱洲而专意围攻天京，对李秀成用兵湖杭并不在意。但清廷却对太平军东下湖杭颇为恐慌。当李秀成军次宁国时，清廷即谕令和春“于金陵南北各营抽拨精锐”增援。和春不得不派兵二千名进至高淳以观动静。大营兵力开始牵动。2月24日，李秀成攻占广德，和春在清廷谕令催逼下，只得命高淳援兵南下，另调四千人驻屯高淳。3月3日，太平军攻克泗安，清廷又急令和春派兵“驰赴应援”，和春被迫派提督张玉良，总兵熊天喜、副将向奎统兵六千五百余名陆续赴浙，并命副将曾秉忠等率水陆军三千余名，战船六十号，“由苏常驰往湖州堵剿”。两江总督何桂清也派兵千余，长龙百号助攻。可见敌人方面对于是否增援浙省，态度有所不同：咸丰帝着眼于保全浙江，要和春分兵速援；和春则着眼于围困天京，对增援并不热心。太平军东进湖杭示敌以形，牵住了清朝中央的鼻子，步步将江南大营的有生力量引出巢穴。到太平军攻占泗安时，清军已有二万余人外调，致使“大营兵势不及四万，非桀骜即疲弱”，诱敌出穴的目的基本实现。
第二阶段自3月24日太平军撤出杭州开始，到4月29日各路主力进入主要会战地点开始，是为伺机撤退、主力集结、建平会师、拔除大营外围，以执行“返旆自救”的战役要点。从建平出师到各路主力进入会战地点，太平军的战术行动有下列几个特点：
第一， 集中优势兵力。太平军统帅部调动了各部十余万人；战役主帅又采取多路并进、分道攻取的作战方法，使战役进程声势雄壮、呼应有序。清政府从中央到地方，都在太平军“围魏救赵”策略下晕头转向，举措失宜。
第二， 拔除敌之外围据点，缩紧包围圈。太平军各路主力按建平会议决定的进攻计划，从东、西、南三个方向同时推进，步步进逼大营。中路军杨辅清、刘官芳部于4月11日攻占东坝，揭开外围战序幕。接着，连克高淳、溧水，破坏大营第一道防线。4月23日攻下秣陵关，然后兵分两路，以杨辅清、黄文金为中路左翼；刘官芳、陈坤书为中路右翼，于29日攻占雨花台及高桥门，切断了江南大营的南路。右路军李秀成、李世贤部於4月23日攻占溧阳，然后也兵分两路，李世贤为右路右翼南下常州，攻占句容。 “句容既失，大营后路已断”，李秀成为了右路左翼直逼淳化。28日，合李世贤、杨辅清部大败张国梁部清军，占领淳化，扎营荆山山尾。大营自高资至石桥埠一线据点尽是，东北退路被切断。左路陈玉成部自接会战指令后，于3月6日移军，经庐州、全椒、滁州于4月29日自西梁山渡过长江，经东梁山北趋当涂、板桥、头关，开至善桥，堵死了大营清军西窜渡江的可能。至此，太平军完全拔除大营外围据点，包抄合围战术胜利实现。
第三， 虚实结合，分合变幻。太平军外围攻坚战的攻击方向时虚时实，三路主力时分时合，变幻莫测，出奇制胜。李世贤南下常州并向宜兴、丹阳示师是为虚，何桂清判断失误急调清军赴常增援，致使句容空虚，为太平军所攻取。李秀成承何桂清抽调部队之机，自溧阳直趋赤山湖，直扑淳化为实。及至何桂清发觉李世贤部仅是掩护之师时，李秀成已经向淳化部署攻击了。中路军杨辅清、刘官芳部始为合军进攻秣陵关，继而分军猛扑雨花台、高桥门，后又与右路军合军围攻淳化、马鞍山，使清军将领不知所措。太平军这种奇军制胜的战术，敌人称之为“诱敌则故示以弱而设伏以合围，冲坚则别出奇师而牵制以分势”，深表叹服。
战役会战，自5月2日发动到6日结束，基本上是速战速决。在天京守军配合下，太平军三路主力分十道向大营发动总攻。大营左翼首先被太平军左路军陈玉成部突破。5日夜间，和春、张国梁率溃军自马巷口向镇江方向逃窜。6日，江南大营被彻底摧毁，战役目标胜利实现。
纵观二破江南大营战役的全过程，其规模之大，历时之久，战术手段之多样变化，不仅在太平天国战史上，而且在中国近代军事史上，都是杰出的战例。显示了太平军能征善战的良好素质和战役主帅的指挥才能。
（三）二破江南大营在太平军战略全局上的得失及其影响
二破江南大营，对后期太平军的战略全局有重大意义。战役胜利的结果，粉碎了东线清军的战略据点，彻底拔除了自1853年3月起牢牢钉在天京郊外的钉子。天京长期被围困的局面基本解除。江南大营的溃灭，使清王朝原定“上下夹攻，南北合击”的方针遭到挫败，迫使清军在东显得战略进攻转入防御，敌军最高统帅部因此一度陷入指挥失宜、举措五党的状态，不得不倚重曾国藩及其湘军，从而对清军军事体制和政治权力结构完全产生了深远影响。太平军经此一战，“军威大振”。不仅两线作战的不利态势完全改观，而且得以有集中兵力对付西线湘、楚军，由消极防御转入积极防御的可能性。
如同世界上一切事物无不具有两重性一样，二破江南大营战役也有弱点和缺陷。由于太平军最高统帅部对江南大营的作战能力估计过高，这次战役在集中兵力的问题上忽视了东西两线的有机配置。天京统帅部把主力陈玉成部东调参加会战，不适当地收缩西战场上的兵力，致使西线兵力过分薄弱，严重影响了太平军的战斗力。这是极为失策的战略部署。反观敌人方面，曾国藩颇能纵观全局，狡猾的利用东西两线清军战略协同造成的有利战机，及时决策。还在陈玉成会同李秀成进行两浦争夺战之时，他就向清廷提出了经略全局的作战计划：
“臣以为欲廓清诸路，必先攻破金陵。。。。。。欲先攻破金陵，必先驻重兵于滁、和、而后可以去金陵之外屏，断芜湖之粮路。欲驻兵滁、和，必先围安庆，以破陈逆之老巢；兼捣庐州，以攻陈逆之必救。诚能围攻两处，略取旁县，该逆备多力分，不特不敢悉力北窜齐豫，并不敢一意东顾江浦六合。”
接着，与楚军分四路东进。1860年2月，湘、楚军开始对太湖、潜山、舒城等地发动攻势作战，安庆险象渐现。但天京统帅部竟对此置之不顾，下令陈玉成主力撤出安徽，参加会战。陈玉成只得率主力吴如孝、刘昌林部东下。曾国藩遂趁机调湘军曾国荃部进逼安庆。安庆太平军守将叶芸莱只能孤军坚守，处境险恶。可见集中兵力大有学问。太平军统帅部在二破江南大营战役的兵力部署上，存在着顾此失彼的缺点，其结果，种下了安庆势守的祸根。
其次，由于太平军最高指挥部的战略思想在于力保天京，因此，这次战役规定的作战目的过于拘谨，只图解围，不图歼敌，致使二破江南大营的战役会战缺乏追击阶段，成了击溃战而不是歼灭战。一般说，一个进攻性的战略会战，其“胜利的主要果实要在追击中才能得到，因此，追击在进攻会战中自然要比在防御会战中更是整个行动中不可缺少的部分。”当5月5日太平军在正面和侧翼取得大胜，和春、张国梁在马巷口突围向镇江方向逃窜时，李秀成没有下达追击令。次日，战役即告结束。这次经过精心组织的战役，仅使“和、张军死者三五千，散者多也”，未能彻底歼灭敌人。大营溃兵流窜镇江，转从东南，不能不说是太平军统帅部史册的表现。
上述有利与不利的两种因素对当时战局的影响同时存在。太平军统帅部如能扬长避短，充分利用战役胜利所造成的有利条件——东线敌人处于防御态势，无力组织强力进攻——克服消极因素，后期的战场形势必将朝着有利于太平军的方向发展。但是，太平天国领导集团不能善意自处，在战役胜利的冲击下，做出了错误的判断和决策，以致使战役胜利带来的有利因素被抵消，不利因素和消极方面却恶性发展。
在一片庆贺声中，天京最高统帅部召开军事会议，讨论下一步“进取良策”。会上，关于太平军基本打击方向应确定在哪里的问题上产生了分歧。洪仁玕在李秀成的支持下，提出了经营江浙、西取武昌的战略思想：
“为今之计，自天京而论，北距川、陕，西距长城，南距云贵、两粤，俱有五、六千里之遥。惟东距苏杭，上海不及千里之远。厚薄之势既殊，而乘胜下取，其功易成。一俟下路既得，既取百万元买置火枪二十个，沿长江上取；另发兵一支，由南进江西；发兵一支，由北进蕲黄，合取湖北。则长江两岸俱为我有，则根本可久大矣。”
大多数研究者把这个构想称为“完全正确的战略方针”，其实，只要深入分析就可看出，这是一条错误的方针。
第一， 按照这个战略构想，太平军最高统帅部是把夺取苏杭作为第一战略目的，把西征湖北作为第二战略目的。如果说西征是为了解救安庆之危，那末从当时的战略全局看，这一构想显然是主次颠倒、轻重失宜的。苏杭、上海虽在天京下游，腹地辽阔，物产富饶，得之可以解决太平军粮饷和后勤供应，使天京有一个战略支撑点。但一则此处为中外反革命重要据点，水陆交通极为发达，从战略上说使敌所必争之地，从战术上看是易得不易固守之区。二则此处与太平军主要占领区安徽腹地不相连接，即使得之，势必重新形成两条战线，造成分兵的不利态势。得失相衡，弊多利少。尤其从当时太平军的主要战略任务来看，至关重要者不在另辟根据地，而在集中全力解救天京上游仅存的屏障安庆之危。安庆“实为天京之锁钥而保障其安全者，一落在妖手。即可为攻我之基础。。。。。。。安庆一日无恙，则天京一日无险。”既然洪仁玕对安庆的重要性并非不知，那末置解围安庆于次要地位，从战略全局衡量，不能说是正确的。
第二， 按照这个构想设计的战略部署，要在东取苏杭、上海之后再实行西征，无论从时间上、策略上说，都是无法达到解围安庆的。从时间上说，东取苏杭、上海，虽规定一月成事，然后立即西征，似乎并不碍事。不少研究者也以此认为，若李秀成坚决执行统帅部规定，一月之后回师西征，必能使湘、楚军分兵回救武昌，安庆之围可不战自解。其实这是主观推论，它忽略了两个基本事实：一是东征根本不可能再一个月内实现战役目的。东征是从5月15日开始的，若按统帅部一月回师的命令，应该在6月15日结束战斗。当时，李秀成部正在攻占昆山，距上海尚远，更毋论杭州了。显然，天王洪秀全规定一个月内拿下“苏杭、上海”，是不切实际的急躁冒进的决定。这样，东征的作战目标和实现目标所规定的时间发生了尖锐的矛盾：要实现战役目的，势必违反一月回军的命令；要执行一月回军的命令，势必放弃或部分放弃统帅部规定的战役目标。李秀成在两难之间选择了前者。6月15日占领昆山之后，坚持向上海进军，虽说自有打算，但也并非完全自作主张。二是西征武昌所需的时间和亟待解救的安庆形势也有矛盾。假设李秀成严格执行一月回军的命令，在6月15日从昆山回师进行西征，按后来陈玉成西征的速度计算，至少也要三个月的时间，即在1860年9月才能打到武昌。可是这时的安庆已经十分危险了。不仅外围尽失，湘军军锋已及集贤关；而且曾国藩已实授两江总督，统筹大江南北水陆各军。在这种态势下，太平军能否攻克安庆外围、击退敌军，已很难预料。可知，把西征作为第一战略目标，把西取武昌为安庆解危作为第二战略目标，在时间上是丧失战机的。
从策略上说，曾国藩早已认定安庆是他的战略目标，志在必得。任何情况都不能使他自动撤围。江南大营溃灭后，清廷担心太平军挥师东进，江南不保，饷源被切断，曾屡次谕令曾国藩分兵往援苏常。曾国藩却婉拒君命，既不愿分兵，更不愿撤围。苏常未失以前，他以兵力单薄，“此刻安庆贼势尚强”为由，不肯分兵东救；苏常既失后，他更以“安庆一军目前关系淮南之全局，将来即为克服金陵之张本”，申称安庆之围“不可遽撤”。即使当后来李秀成在二次西征中军次黟县，祁门湘军大营一片慌乱时，有人劝正在安庆前线的曾国荃“辍安庆围”，回救祁门。但曾国荃力排众议，指出“贼正欲牵我耳，奈何为所误？”一如乃兄，决不撤围。所以太平军设计的二次西征以解安庆之危的策略，曾国藩尽管可以承认“此次贼救安庆，取势乃在千里之外。。。。。。贼之善于用兵，似较前年更悍”，表示钦佩。但他不为所动，仍抱定“力求破安庆一门，此外皆不遽之争得失。”太平军企图袭用“围魏救赵”的老谱以诱湘军撤围安庆西救武昌，对于老谋深算而又痛闻和春、张国梁军败身死的曾国藩，是很难奏效的。
战略方针和策略方针的关系是极为复杂的一对矛盾。要处理好这对矛盾是很不容易的。“有时策略的胜利可以促进战略任务的执行”，“也有这样的时候，策略胜利的直接效果十分辉煌，但是这种胜利和战略的可能性不相适应，因而造成了对整个战局有致命危险的‘意外’局势”。因此，一个战役指挥员可以组织局部地区的有声有色的战斗，但未必能真正体察战略全局的关系。事实表明，尽管东征苏杭使太平军获得了江南富庶的根据地，一时成果辉煌；尽管西征武昌一度军锋直指胡林翼的老巢，引起过敌军的一度惶恐；但是，这些对太平军后期的战略全局并无根本补益，太平军终于未能在开辟苏浙根据地后实现攻克武昌、取得江南半壁的战略目标，也未能实现解除安庆之危的策略方针。相反，安庆一失，湘军立即押江而下，以令洪仁玕等意料不及的速度进攻天京。太平军对此“毫无预备”，天京再次陷入敌之包围。苏浙根据地得之仓促，政权建设收效甚微，潜伏着严重的动乱因素。中外反动派不仅阻挠太平军东进上海，西取浙江，而且不断进犯苏福省和浙东地区，造成太平军两线作战的不利态势。在此情况下，苏福省很难称为天京的巩固后方，终于在3年之后完全失去；太平军最高指挥部原定“长江两岸俱为我有”的战略目标化为泡影。由此可见，上述战略方针和它所设计的战役步骤，策略方针，由于主次颠倒，轻重失宜，而贻误战机，丢失了二破江南大营后形成的有利条件，扩大了这一战例原有的不利因素和消极方面，从而对全局产生了“致命危险的意外局势”。范文澜同志曾指出：“江浙的军事胜利，反而加速南京的陷落”，这个论断是极有见地的。
值得深思的是，为什麽太平军二破江南大营后，在安庆已遭敌军严重攻击的情况下，洪秀全、洪仁玕、李秀成等全部都一致主张首先东征？根本原因在于胜利之后，军臣们都被战役胜利冲昏了头脑，滋长了轻敌麻痹思想和急躁冒进情绪，把“开疆拓土”作为战略目标，从消极防御的军事保守主义，转化为不顾全局的军事冒险主义。
首先，二破江南大营战役胜利，使洪秀全“信天不信人”的宗教迷信思想恶性发展。本来是一场依靠无数血肉之躯进行殊死斗争夺取的胜利，被洪秀全看作是冥冥之中的上帝安排、扶持的结果。李秀成事后曾不无抱怨地回顾说：“自六解京围之后，我主格外不由人奏，俱信天灵，诏言有天不有人也”，因而，对有功人员，“未降诏奖励战臣，并未令外战臣见驾，朝臣亦是未见。我主不问政事，只是教人认识天情，自有升平之局。”宗教迷信使他日益丧失对战场全局的正确判断能力，而一心想望“天父上帝降凡间，暨爷哥带朕坐江山”的皇权思想，又培育着“普天大下通是爷哥朕土，通要收复收回”的自大情绪。他之所以会发出一月之内实现东征苏杭、上海的诏令，就是要李秀成尽快夺下苏杭富庶之区后，再攻占长江两岸，以验证他梦见上帝助他“收得城池地土”的预兆。宗教迷信伴和着帝王思想所煽起的急躁冒险情绪，不但脱离了当时的战场形势，而且违背了力量对比的客观现实，那是无法用“重点还是在西路”的溢美之词所能掩饰的。
其次，二破江南大营的胜利，也使洪仁玕、李秀成忘掉了西线的严重战局。洪仁玕在制定二破江南大营的战役方针时，还能意识到西线的敌情严重，，规定实施战役时应注意“此刻重在解京，不重在得地”。但是战役胜利后却产生了“其时天朝内因太平安静，绝无忧患可虞”的轻敌麻痹思想，竟然致力于如何夺取“长江两岸”，并把此事看作“根本可久大”的头等大事。
李秀成的思想脉络有与洪仁玕一致的表现，又有自己的盘算之处。他在二破江南大营胜利后给征北主将、捻军首领张洛行的信中说：“窃思京都地临大江南北，原有金城汤池之固，然必铲平南方妖穴，可奠磐石之安。故今拟定指日率师下扫苏、杭、常、镇，冀图开疆拓土，而寰宇肃清。”把进军苏、杭视为开疆拓土，以巩固天国的社稷，这与洪仁玕“根本可久大”的思想是相同的。所以他在天京军事会议上不支持陈玉成“意在救安省”的意见。但是，李秀成对江浙富庶之区也有个人打算。当时，太平天国内轻外重之势已然形成，太平军方面大将都有自己的地区。李秀成长期在安徽南北征战，与陈玉成的防区犬牙交错。1859年底夺回两浦后，他屯军浦口，无形中离开了安徽地盘；他的堂弟侍王李世贤又在江西活动。这样，进军江浙对李秀成获取新的地盘是有吸引力的。至取得苏常，便视为自己的领地，恋栈之意溢於言表，以至对西征武昌极为勉强，甚至军次武昌县后，竟私自退军，返军浙江。这种行为，连李世贤也甚为不满，曾指出：“我军不守安徽省而走浙江，是第一失着。”这是对李秀成的责难，也是对二破江南大营后太平军战略得失关系入木三分的自我反省。
二破江南大营的胜利，是太平天国后期军事形势的巅峰。它的消极方面本来是可以在认真体察战略全局的主次缓急关系后予以消除解决的。可惜的是，太平军最高统帅部做出了错误处置，致使战役胜利未能进入更高的巅峰，而使大好局面付之东流，战场形势每况愈下。二次西征的流产和安庆的失守，标志着太平军走向失败阶段的开始。作为东征苏杭，西取武昌的战略方针的提出者的洪仁玕，当他接到安庆失守的军报时，才清醒地认识到这是太平军一个“最大的损失”；而当陈玉成牺牲的消息传来，他更预感“英王一去，军势军威同时堕落，全部瓦解”。苏浙根据地的夺取与拓土开疆即无助于全局形势的发展，那末天京会议研究“进取良策”时，他没有重视“英王意在救安省”的意见，确实铸下了大错。但是，这岂止是他个人的错误？
应该谨慎的对待战役胜利，应该把战役胜利放在战略全局上衡量以保持清醒的头脑。这就是研究二破江南大营获得的历史借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