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革命、捻军叛乱及回民叛乱
十九世纪中叶的中国不仅遭受对外战争的苦难，还备受一系列消耗性的内部动荡之困扰。两次鸦片战争带来了来自外部的灾难和屈辱；与此同时，革命和叛乱则从内部给予统治政权以沉重的打击。最大的一场动荡是太平天国革命，它几乎推翻了清王朝。这场革命从1850年一直持续到1864年，席卷了十六个省份，摧毁了六百多座城镇。捻军叛乱从1851年持续到1868年，遍及了八个省份。云南的回民叛乱从1855年延续到1873年，而西北的回民叛乱，即东干人叛乱，从1862年持续到1878年。大清的国运已跌落到最低点。
社会动荡的根源
传统的中国人相信这样的一套理论：即内乱和外患两者同时发生在中央政权衰败之时，便是国家内部形势危急和倾覆的象征。如果统治力量够强大的话，这些麻烦或可得到化解，而不至于不可收拾。十九世纪中叶满清政府的事例正好证明这个理论，这个时期的清政府由于积习了从前许多根深蒂固的社会经济弊端，因此无可避免地导致了内部动荡。
社会经济因素
在十九世纪中叶以前的两千年里，中国的社会结构和生产方式几乎没有发生什么变化，基本上是一个农业社会，社会的秩序和混乱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土地分配的适当与否。在每一次大乱之后，许多人被杀，以致有足够的土地供幸存者耕种，但经过一段和平时期，人口的增长不可避免地导致人均耕地面积下降。这引起了民生之艰辛，而艰辛又引发了盗匪和起义，这些致乱的状况通常伴随着治理不力、政治腐败和道德沦落。随后便出现一段混乱时期，在混乱中人口再一次大减，直到——从理论上来说——土地和人民之间达成一种新的平衡。此后便出现一段和平安定的时期，标志着新一轮循环的开端。总之，由乱到治和由治到乱乃是保持社会平衡的自然方式，中国人从远古时起就一直听凭这一程式的支配。哲人孟子(公元前373—288年)曾深透地评说，大治之后必有大乱，而中国人也普遍相信，每隔三十年可能会有一次小乱，每隔一百年便会有一场大乱。西方学者有时把这一现象称作为『王朝轮回』，尽管它应更确切地称为『历史之自然演进』理论。
把这个观念运用到清代，我们将发现康雍乾三朝的一百五十年和平与繁荣，已促使了人口的迅猛增长，但可耕地却没有得到相应的增加。人口从1741年的1.43亿增加到了1850年的4.3亿，增长了200％，而耕地则从1661年的5.49亿亩(1亩=1/6英亩)增加到1833年的7.37(7.42 ?)亿亩，仅增长了35％。人口增长与土地增长之间的差异导致了人均耕地面积的急剧下降。根据1753年的7.08亿亩耕地，每个人理论上可分得3.86亩，但根据1812年的7.91亿亩，每个人只能摊到2.19亩。更糟的是，在1812到1833年间，由于自然灾害的因素，耕地面积不仅没有增加，反而出现了负增长，从7.91亿亩减少到7.37(7.42?)亿亩，而人口却从3.61亿增加到了3.98亿，这使得人均耕地面积进一步下降到1.86亩。1
个人土地拥有量的持续减缩，意味着农民负担日益加重，当小块田亩的产出不再能维持生计时，农民便卖掉田地成为某个地主的佃户。一旦土地卖掉，农民就不太可能将其赎回，因为富裕的土地拥有者如卖不出很好的价钱是不会卖掉土地的，而农民是付不出这种好价钱的。土地价格的这种螺旋形上涨的结果，便是土地持续不断地集中到富人手里。直隶省何氏家族在1766年时拥有100万亩土地，大致相当于全国可耕地总面积的七百分之一。不仅是地主，连一些富有的米商、高利贷者和当铺铺主们也占有土地。土地价格成倍地上扬。清代初年一亩地一般值一、二两，到清代中期就涨到了七、八两。
下列现象反映了耕地的高度集中：50％到60％的耕地掌握在富裕家庭手中，另外10％由旗人和官庄占有，只留下30％的耕地在余下的4亿人中分配。人口总数中60％到90％的人完全没有土地。无地农民的生活苦不堪言，他们必须将产出的50％用于支付地租；而由于地租通常不是用实物支付而是转换成货币支付，这个转换过程通常又要多刮走地租的30％。例如，1亩产出3石(1石=133 1/3磅)的田地一般要缴纳1.5石地租，但当以30％的附加费转换为货币支付时，地租实际高达1.95石，耕种人自己只能留下1.05石，他自然不能养家糊口，而不得不从高利贷者那里借债。2 许多离乡背井的无业农民流入城市，充当挑夫、码头装卸工和水手，而另一些人则漂洋出海寻求新生活，还有一些人成为盲流、无赖和土匪。如果当时中国存在大规模工业或大产业的话，这些过剩的人员也许就能融入生产性的渠道了，但不幸的是，当时中国没有这样的产业，无业者便成为社会不安定的根源。3 这些人乃是暴动或革命的导火线。
鸦片战争的影响
《南京条约》没有写上禁止鸦片进口的条款，外国商人利用这一点，加强了进行有利可图的非法买卖鸦片活动。中国政府打输了这场战争，不敢禁止这种买卖。结果，鸦片交易实际上变得毫无拘束，鸦片进口从1842年的33,000箱上升到1848年的46,000箱和1850年的52,929箱。仅1848年一年就有一千多万两白银外流，加剧了业已恶化的经济混乱和铜银兑换价格。1两银子在十八世纪时兑换1,000文铜钱，而在1845年，其市价超过了2,000文。兑换率增长一倍，实际就减少了人们一半的收入，因为，尽管银两和铜钱都是中国的通用货币，但充当市场上基本交换媒介的是铜钱：买米用铜钱，付薪水也用铜钱。1石米以前卖3,000文，按1,000比1的老兑换率值3两，但在1851年，根据上扬了的2,000比1之兑换率，1石米只能换到1.5两。实际上，这意味着农民的地租负担重了一倍。4
鸦片输入所产生的这种破坏性经济后果，又因条约口岸地区洋货的普遍涌入而进一步加剧。广州受害尤重，因为它具有最悠久的对外贸易历史和最广泛的对外接触，当地的家庭手工业被摧毁，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遭到了瓦解，那些受其负面影响的人成为潜在的动荡根源。
政治腐败
正如第六章中所论，政府官吏的特征是知识浅薄、得过且过和不负责任，对民众福祉漠不关心甚至全然忽视。在那些相对『清廉』、不搞歪门邪道的官员中，一些人在舞文弄墨中打发时光，另一些人则念经行善，他们自视清高，将那些埋头政务的官员看作俗人。官场中的不负责任也反映在肆意卖官鬻爵和强索钱财，出银3,000两可捐得一知县之职；这样一个捐取官职的人，鲜有不在其任内设法捞回这笔买官的钱。
武备松弛
为清王朝的建立出过力的旗人早已颓废不堪，在康熙年间，他们就已衰败到无力镇压三藩之乱(1673—1681年)的地步，朝廷不得不仰仗于汉军绿营兵。到1796—1804年间的白莲教起义之时，缘营兵也丧失了斗志，朝廷被迫起用地方团练，旗人和绿营兵失却了民众的敬畏。此外，鸦片战争的败绩更暴露出王朝的军事衰落。秘密会社和怀抱野心的汉人得到鼓舞，加紧筹划反满民族及种族革命。
自然灾害
十九世纪四十和五十年代发生了许多自然灾害，比较重大的有1847年河南的严重干旱，1849年湖北、安徽、江苏和浙江等长江沿岸四省的水灾，1849年广西省的饥荒，1852年山东省境内黄河自行改道淹没大片地区。几百万人受这些自然灾害的困苦，官府的赈济充其量也是敷衍了事，其中的大笔资金在发放时就被贪污掉了。受灾民众愤恨绝望，很容易被鼓动去参加叛乱或起义。
客家人和基督教
清王朝最晚征服的南方地区尤其容易爆发起义，因为其地距离政府中枢(北京)最远，也受外国影响和与外国接触的时间最长。鸦片战争之后，许多广州地区的人因对外贸易转向上海而受损害；一些从前与茶丝转运业相关的运输工人丢掉了饭碗。
南方的经济萧条因『本地人』与所谓的『客家人』或『来人』之间的社会冲突而复杂化、尖锐化。客家人最初是居住在中原地区，他们在南宋时期(1127—1278年)迁徙到广东和广西地区，其时朝廷在蛮族威胁之下向南迁移。客家人是社会『外来集团』，他们不同的方言、习惯和生活方式使他们很难与当地人融合或同化，两个集团之间必然要发生冲突，而在客家人取得优势的地区，冲突激化到了残酷械斗的地步。到十九世纪中叶，又多了一个新的倾轧因素：许多客家人皈依了基督教，而本地人则继续保持着偶像和神灵崇拜。客家人指责本地人迷信，本地人则斥责客家人接受了一种异端的外来信仰，双方之间的紧张局势加剧了。
由于客家人没有很深的社会根基，他们总的来说比本地人更具独立性、更大胆和更勇于行动。他们主要的职业是耕种小块土地、烧碳和挖矿。潜在的革命领袖就是在这些地方招募信徒。
通过以上的叙述，我们描绘了这样的一幅画面：这个国家备受社会经济弊病、军事衰弱、政治腐败、人口过剩、自然灾害和广东局势紧张的困扰。这个国家出现大动荡的条件成熟了，因此在南方爆发太平天国革命这样一场规模最大和影响最深远的动乱并非偶然。
太平天国革命的爆发
太平天国革命领袖洪秀全(1814—1864年)出生在广州城外约30英里处的花县，是一个客家农户的第三子。他在孩提时非常自负、跋扈、脾气暴躁，但在学业上表现出相当高的天赋。业师和兄长都指望他能科场登第而光宗耀祖与惠及桑梓。他一生中四次——1828年、1836年、1837年和1843年——去广州应秀才府试，但均落榜。在1836年第二次赶考期间，发生了两椿极大地影响他日后生活的事件：(1)他对体现在〈礼运〉和〈大同〉中的儒家理想有了深刻的印象，其时名儒朱次琦正在广州讲授这套思想；(2)他在大街上遇到了两位新教传教士。其中一位史蒂文斯(Edwin Stevens)，身穿一件长袍，蓄着长须，另一位递给了洪秀全一本名曰《劝世良言》的九章本小册子，这本小册子由早期的皈依者梁阿发(1789—1855年)编写，梁阿发是定居广州翻译《圣经》并传播福音的伦敦传教会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博士的助手。因科试落第而心事重重的洪秀全只是草草浏览了这本小册子。
1837年第三次落榜之后，洪秀全沮丧万分，以致得了重病。在神智昏迷之际，幻觉到有一个老妪，即『天母』，为他清洗身体，并对他说：『我儿，你在凡界身体弄脏了。让我给你到河中洗涤，然后再去见你父。』5 随后他被带到天庭，在那里，一个身穿乌龙袍、蓄着金色胡须的可敬长者给了他一柄斩妖宝剑和一方斩妖玺。以后数次拜访天庭期间，他见到了一个他称其为长兄的中年男子，此人教他如何斩灭妖魔。洪秀全还看到孔夫子向那位可敬的长者忏悔罪孽，因为他没有在经书中清楚地解释真理。洪秀全的这种神智昏迷和幻觉，断断续续地持续了四十天；无论是郎中还是巫师都无法把他治愈。
当洪秀全从昏迷中醒来后，性格和外貌都大大变了样，看上去身材高大了些，步伐更稳健了些，而性情也变得温和、友善和宽容得多——他实际上成了另一个人。一位研究洪秀全幻觉的现代心理学家指出，梦中的那位金须人肯定是他早先在广州大街上碰到的那个传教士，而四十天的昏迷则与耶稣在旷野中经受考验的期限相应，洪秀全肯定是从那本基督教小册子中得知了这些事迹。6
随后六年，洪秀全继续做乡村塾师。1843年，他第四次赶考，又一次落榜，这时正是围绕『广州入城问题』群情激愤之际。洪秀全同情这一『民族主义』精神的表现，憎恶现存制度(该制度没有向他提供任何发展的前景)，他在内心产生了一种冲动，要掀起一场反对满清王朝的民族或种族革命。不过，正如中国历史上的许多次革命一样，一种宗教氛围将有助于支撑这样一场运动。
一天，表弟李敬芳来探望洪秀全，出于好奇，他借走了书架上的那本基督教小册子。李敬芳对小册子的不寻常内容感到震撼，劝洪秀全读一读这些文章。洪秀全照办了，他逐渐相信，这些文章中包含着解开其六年前之梦境的秘诀：那位长者便是天父皇上帝，那位中年人便是天兄耶稣，而洪秀全自己便是上帝的次子和耶稣的弟弟。一种新的三位一体诞生了——至少在洪秀全的心里是这样想的。洪秀全推断梦境中的妖魔就是庙宇中的偶像。洪秀全和李敬芳因这一启示欣喜若狂，他们按小册子中描述的方法自己作了洗礼，并向上帝起誓不拜邪神且恪守天条。洪秀全的第一批皈依者中有堂弟洪仁玕(1822—1864年)、邻居和同学冯云山(1822—1852年)——也是失意书生。不久后，洪秀全的家人也皈依了。
洪秀全和冯云山废寝忘食地参详基督教小册子，但不能完全理解其中的许多概念。他们认为『天国』即指中国，『上帝的选民』即指洪秀全本人和他的同胞。他们进而捣毁寺庙中的塑像，将孔子的牌位清出私塾；结果，在1844年丢掉了塾师的职位。他们受《圣经》中称『从未有先知受人尊敬于本乡及家中』的宣言所影响，于是前往邻省广西传教。他们并不理会有告诫说，他们所宣扬的基督教只不过是《圣经》一小部分章节和一些小册子的有限和个人诠释。几个月后，洪秀全返回家乡，随后的两年继续执教，并编写有关宗教的短论和诗歌，无拘无束地从《圣经》和儒家〈礼运〉〈大同〉篇中汲取思想。他抨击吸食鸦片、赌博和酗酒，强调所有人皆兄弟姐妹的平等主义观念。洪秀全无疑在用新宗教来为革命事业招募追随者。与此同时，在广西桂平县以北约五十里处的紫荆山，冯云山已组织起了『拜上帝会』。
1847年，洪秀全和堂弟洪仁玕前往广州，向美国南方浸礼会(American Southern Baptist)传教士罗孝全(Issachar J. Roberts，1802—1871年)牧师学习《圣经》，以及基督教礼仪和教会组织。洪秀全进步迅速，使罗孝全的两名华人助手嫉妒不已，害怕会被洪秀全取代。他们利用洪秀全率真无知，劝他向罗孝全请求为他的洗礼提供一份津贴。罗孝全牧师被洪秀全的贪财激怒，拒绝为他授洗，而洪秀全得知自己上当后便未经洗礼就返回广西。此时，拜上帝会已在矿工、烧碳工和大多是客家人的贫苦农民中间招募了三千多信徒。随着这场运动的扩展，一些受过良好教育和较富裕的人也加入进来。在最早加入的人当中有：杨秀清，烧碳工；萧朝贵，农民，日后成为洪秀全的妹婿；韦昌辉，受过一点教育的农民，以前曾与当地官吏打过交道；石达开，有钱人，颇具才学和斗志。此四人加上洪秀全和冯云山，组成了一场新的宗教及革命运动的核心。洪秀全作为上帝的次子，被承认为领袖，而冯云山则被认为是上帝的第三子；杨秀清为第四子；萧朝贵为第五子。洪秀全根据『摩西十戒』编写了十款天条：(1)崇拜皇上帝；(2)不好拜邪神；(3)不好妄题皇上帝之名；(4)每周礼拜颂赞皇上帝恩德；(5)孝顺父母；(6)不好杀人害人；(7)不好奸邪淫乱；(8)不好偷窃劫抢；(9)不好讲谎话；(10)不好起贪心。7 洪秀全的基督教属派大致是新教而非天主教，因为新教教义更符合运动的特征，即本质上是对现存秩序的一种『革新』。
在1849—1850年的大饥荒期间，广西的天地会会众在『劫富济贫』的旗号下起而行动。拜上帝会得益于这一动乱，更多的客家人加入进来以求免受本地人欺压；更多的穷人前来寻求保护，以免遭土匪和酷吏的荼毒。许多人天真地认为，拜上帝会由于信奉洋教便可不受官府的干预。到1850年春，洪秀全已拥有一万信徒。他选择广西省战略位置重要的村庄金田村为大本营，并将家人接来。1850年6月，各地所有的拜上帝会会众被要求变卖财产，并将变卖所得送到设在金田的圣库，而所有会众将从圣库领取给养。这种共用财物的思想对穷人具有很大的吸引力。
此时，洪秀全和同道已秘密完成了发动革命的准备。1850年11月，当官军试图向一些身为拜上帝会会众的烧碳工人强索非法捐税时，冲突爆发了。在1851年1月11日洪秀全37岁(虚岁38岁)生日这一天，拜上帝会在金田村正式宣布革命以庆寿辰。8 洪秀全被宣布为新的『太平天国』的『天王』，五个高级同道被封为王，虽然尚未封定具体的王号。9 『太平』一词出现在中国典籍中，且曾是以前几个皇帝的年号，而『天国』一词则取自《圣经》；『太平天国』加在一起，即意指在地上的太平之天国。
太平军与秘密会社保持一种微妙的关系，洪秀全觉得秘密会社的偶像崇拜应予斥责，且认为这些人恢复大明的宗旨与他本人创建一个王国的计划目标相左。然而，这些人的反满立场与他的革命目标是一致的。洪秀全希望利用这些人来推进自己的事业而非被这些人所用。他并且决定，秘密会社徒众只要放弃偶像崇拜、敬拜上帝和接受太平天条和纪律，就可加入太平军。许多参加了太平军的秘密会社徒众发现难以满足这些要求，又退了出去，但一些人还是留了下来，其中包括骁将罗大纲和林凤祥。
太平军留着长发，不同于那种前额剃光而后脑蓄辫的流行发式；因此被称作『长毛贼』或『长毛』。太平军以宗教狂热者的旺盛斗志和气概作战，朝廷军队、各省军队及地方团练在他们面前不堪一击。太平军从金田基地向北进发，1851年9月25日攻克重要城市永安，以此为新基地。他们在这里逗留了将近半年，积聚了足够用三、四个月的粮草，并将队伍扩充到3.7万人。洪秀全的几个高级同道原已称王，现在则加封了各自的王号：杨秀清为东王、冯云山为南王，萧朝贵为西王、韦昌辉为北王、石达开为翼王。另外还仿照三千年前的周朝体制设置了新王国的各种官职。多数记载称太平天国是在永安正式宣布建立，但后来一些研究对此说提出质疑。10 太平军颁行了一套新的历法，并向全国发布一份正式的檄文，其中，他们斥责满人压迫汉人，抨击这个异族政权内部的腐败，号召推翻清王朝。
朝廷官军在永安实施了一场强大的围困，太平军无法突破包围几达半年之久。一时间太平军士气大落，要不是东王的妙计，这场革命运动很可能就垮掉了；东王声称，上帝已向他宣谕，目前的危险将在百日后消失。1852年4月3日，太平军突破包围向北推进，随后突入湖南，试图进占该省省会长沙。是役，他们遭受了两个重大损失，南王和西王阵亡。尽管如此，革命军继续前进，于1852年12月13日占领岳州，并在那里找到了一百五十多年前吴三桂暗藏下来的一个巨大的军火库和一些火炮。此外，他们还征集到5,000艘船舶；太平军实力由此大增，并推进至长江边的武汉三重镇，11 在那里夺取了l万条船只，从省衙库房和官府粮仓夺取了100万银两及大批粮草弹药。太平军现在号称有50万人，并作好了进军南京的准备。南京曾是许多个王朝的京城，明朝开国皇帝正是以它为基地，驱逐了蒙古征服者。太平军洗劫了武汉，沿长江向东进发，于1853年3月19至21日攻入了南京。洪秀全像皇帝那样乘坐36人扛抬的大轿凯旋入城，而东王的乘轿则由16人抬着；南京被更名为天京。
官军只能设立两个大营来威胁太平天国京城的安全：一个大营扎在南京的东郊，称江南大营，另一个扎在扬州城外，称江北大营。
洪秀全派遣一支由林凤祥和李开芳率领的军队进军华北，另一支军队则由罗大纲率领向西进军安徽、江西、湖北和湖南。这几位将领均是原秘密会社成员，骁勇非凡，但都不是洪秀全的亲密同道。洪秀全可能想把他们支开，以减少秘密会社在太平天国运动中的影响。12 北伐军进抵距天津城20英里处，但最终因缺乏后援而失败；两名领袖于1855年被俘并在北京处决。西征也遇到了儒将曾国藩的顽强抵抗，这段历史将在下文谈及。
太平天国的制度
太平天国是一种神权统治，其中宗教、军政管理、文化和社会一般来说都相互交织。首都称作『天京』、领袖称作『天王』、宫殿称作『天朝宫殿』、重要文献称作『天条书』、国库称作『圣库』。吸食鸦片、抽烟喝酒、嫖娼、裹足、买卖奴仆、赌博和一夫多妻等均在禁止之列。太平天国运动早期有一种明确的清教主义精神，而领袖们想出了许多很有价值的制度和发明。国家的基本文件称作『天朝田亩制度』，它不仅规定了土地制度，也规定了军事、内政、财政、司法和教育制度，类似于太平天国的宪法。
土地制度
太平天国诸多发明中最重要的一项，也许当数废除土地和财产的私有权。这项发明背后的精神是，所有上帝的子民都必须享有他的恩惠，免除匮乏，有田耕，有粮吃，有衣服穿，有钱花。要达到这样一种理想的状态，就必须对现存的土地制度进行一场根本性的变革。因此，太平军根据产量多寡将田地分成九等。13 所有16岁以上的男女都分得一份田，所有16岁以下的人分得半份田。这样，如果一个人得1亩上上田，他15岁以下的孩子就得半亩同样质量的田。一户六口之家分得良劣数量相等的地，即3人得良田，3人得劣田。14 所分的田地不成为得地人的财产；他只是获得了使用它进行生产的权利而已。超过个人需要的剩余产品必须上缴到国库，积蓄和私人财产是被禁止的。
这种共同使用土地的思想，可见于中国古代典籍《周礼》之中，汉朝的篡位者王莽曾在短命的新朝(公元8—23年)将之付诸实施。太平军恢复了这一颇为脱离现实的理想主义理念。但不幸的是，由于连绵的战事和农村中的不安定状况，这种制度没有得到实现，只是在少数地方试验了一下。
军政合一
太平天国的军制源自于《周礼》及由明朝将领戚继光发明的制度，特征是军事和民政管理的合而为一。士卒也是农民，而官佐则同时担任军职和政职。每13,156户家庭有一个军帅，军帅各辖五个师，每师各辖五个旅。每个旅帅下辖五个卒长，每个卒长辖四个两司马，每个两司马各辖五伍长，伍长各辖四名士卒。这样，一个军含1万名士卒和3,156名官佐，总共为13,156人。当更多的家庭建立时，便成立新的军事单位。
军官也是民政长官，每二十五个家庭组成一基本的社会单位，每个单位设有一个国库和一座教堂，由两司马掌管。他管理属下二十五个家庭的民事、教育、宗教、财务和司法事务，并负责官司诉讼和婚丧事务。所有这些事务的费用俱从国库中支出，但每件事情的花费都各有定额。在平时，士卒和伍长执行公共事务。二十五个家庭的孩童每天去教堂听两司马讲授《圣经》及洪秀全撰写的基督教论著。在星期天，伍长各率部属去教堂，男女分开起坐，听两司马做布道。太平天国的赞美诗与新教赞美诗不同，而且，尽管其礼拜仪式基本上遵奉新教的传统，却也有一些变化，如像佛教和道教那样使用锣鼓鞭炮及供奉糕点瓜果等。
太平军严禁祭奠祖宗，当发现偶像和庙宇时，即予捣毁；官佐们通常在队伍所到之处向新地方的居民布道传教。
文化和宗教合一
太平天国首要的一项任务，是向民众灌输基督教思想。根据洪秀全对《圣经》的诠解，为儿童编写了一本有478句1,434个字的新版《三字经》，开篇为『皇上帝，造天地，造山海，万物备，六日间，尽造成……』。另外还有《幼学诗》及一些颂扬上帝和耶稣为人类真正救世主的赞美诗。所有这些诗文都用白话写作，加有标点，以便容易读通并广为流传。当今一些进步的作家们认为，这种通俗明了的写作风格，乃是二十世纪初新文化运动的先导。
太平天国也进行了科举考试，在太平科试中，白话文取代了清廷科试所要求的古文写作。太平科试的题目不是像清朝科试那样取自儒家经典，而是选自《圣经》、基督教论著和太平天国诏书，如『真神独一皇上帝』和『天父下凡事因谁？耶稣舍命待何为？』等。太平科试对男女一体开放，最初在洪秀全及幼天王的寿辰日开考；但是后来，太平天历的3月日和3月13日分别设定为每年开考文秀才和武秀才的日子；5月5日和5月15日为考文武举人的日子；9月9日和9月19日则分别为考文武进士的日子。15 考生来自三教九流各色人等，包括算命人和巫师。可想而知，这些考试的标准是不怎么严格的；据说，在湖北省的一次科试中，1,000名考生中居然有800人中榜。由于这个缘故，这些考试博得了许多人的欢心，但它们违反了举才选能的初衷。
新历法
太平军采纳的历法别具一格，它既非阴历也非阳历，而是介乎两者之间。一年被分为366天，单月各31天，双月各30天。这份年历的缺陷是它每4年多了3天，或者说每40年多了30天。为弥补这一缺憾，每40年设了一年『闰年』，太平天国称之为每四十年一『斡旋』。在闰年，每个月分为28天，1年共336天，正好空出了正常年份多出的30天。太平元年的1月1日是1852年的2月4日。
社会政策
在太平天国内，男女平等，妇女允许在军政机构中任职，据称洪秀全妹妹的麾下有10万名女兵和女官。太平天国初年在南京为未婚的年轻女子以及那些丈夫阵亡或外出的妇女设立了『女馆』，她们由洪秀全的妹妹统辖，独立于外界的干预。访问南京的传教士，对太平军女性成员在大街上自由自在散步或骑马的情形，印象深刻。
太平天国还采取了一些社会福利措施来帮助病残孤寡人等。这场运动的平等主义和禁欲主义精神，也反映在前面提及的禁止吸食鸦片、裹足、蓄奴和嫖娼等政策之中。总而言之，太平天国的社会显得与清朝社会迥然相异。
外国的中立立场
太平天国初期，基督教信仰博得了洋人、尤其是那些新教传教士的同情，尽管他们很担忧太平天国那种颇含亵渎意味的新『三位一体』。外国商人对在太平天国地区扩展商务的前景很感兴趣，但太平军严禁鸦片的律令也使他们犯愁，因为鸦片已成了对华贸易中最为有利可图的货项。总的来说，外国政府对太平天国抱着复杂的情感，在这种情况下，明智的政策便是采取观望态度。英国在华全权代表文翰宣布，英国将在中国的内部冲突中保持中立，不会越出保护在上海英国臣民之生命财产的界限，从而消除了英国打算援助清军的印象。为获取太平军的第一手情报，文翰和译员密迪乐(Thomas T. Meadows)在1853年4月乘英国船只『神使号』(H. M. S. Hermes)驶往南京。北王和翼王接见了密迪乐并安排文翰觐见东王。文翰没有去拜见东王杨秀清，只是送呈了一封信函，他在信中解释了英国的中立立场，并要求太平军承认英国的条约权利。奇怪的是，太平天国的答复摆出一副居高临下的姿态，宣称天王对『藩邦』人民远道前来颇为嘉许，故恩准他们经商或到天京效命勤王。太平军还随同信函送来了一些太平天国的小册子，要求这些英国人研读以领悟真谛。
文翰的访问除收集了一些情报外，别无成效。他是前来要求太平军尊重英国的条约权利的，但天王却想把英国当作一个属国来对待。文翰离开南京返国，行前警告说，如果英国人的生命财产受到侵害，他的政府将采取与十多年前鸦片战争中同样的手段。文翰向伦敦表示，他怀疑太平军能否取代清王朝，并建议采取中立的政策。密迪乐对太平天国的小册子和这场运动的分析，反映了外国人的复杂情感：上述小册子中表现出的拟人化色彩非常惊人，上帝被带离了那种高高在上的状态，熟悉凡间之事，其拟人化程度，令我们有点反感……我们面前的这些著作中有一些很好的东西，它们引导我们猜测其作者受过神学教诲，并怀抱着相当一些人可以通过这些真谛找到通往天国之路的期望。但是，那里面也有一些我们绝然不能同意的东西，尤其是那些宣称直接从上帝处获得神授一类的主张；另有一些文字对上帝所作的描述与我们习以
为常的圣经内容相去甚远，且被用来服务于个人膨胀和个人野心之目的……如果基督教国家参与镇压这场运动将是很悲哀的，因为起义者们抱着一种争取进步的激情和作全面改革的意向(他们的历法便是见证)，而清廷一方则从没有显示出这种意向，也决不能指望清廷显示这种意向。起义者自称的基督教之形式虽然大有疑问，但却比迄今为止中国人一直在作的愚蠢的偶像崇拜要好得多；欧洲国家如果加入到敌对一方，将可能与一些在某些方面比他们自己更好的人开战……目前显得较可取的唯一政策，是保证我们自己不在中国内战中作任何进一步的卷入，避免与内战双方发生任何政府层面的瓜葛。16
美国人在太平天国初年也执行一种中立政策，尽管他们显然不是同情清政府。法国作为天主教在海外的保护者和传播者，对太平天国的新教理念颇不以为然。但是，当法国驻华公使布尔布隆(M. de Bourboulon)在1853年12月访问南京时，他对太平军的秩序和纪律印象深刻，于是他也建议其本国政府采取中立政策。俄国与中国的贸易主要是在新疆、蒙古和满洲等边疆地区，故它受太平天国运动的影响较小。从政治上来说，太平天国如取胜，将意味着政治重心从俄国在其地设有一个半外交半宗教使团的北京，转向南京及英国势力很强的南方。因此，俄国的利益乃是维持清廷的运作。但是，圣彼得堡暂时也选择了保持中立。
关于太平军为何不执行一项寻求外国承认的积极政策，始终得不到解释；更令人疑惑的是，他们一方面表示所有人作为上帝的子民都是平等的，另一方面他们又坚持把外国的代表当作来自低贱属邦的使节来对待。或许太平天国的首领们不信任洋人，害怕与他们为伍。倘若太平军执行一项对外联盟共同反对满清政府(该政府正与外国列强发生争执)的积极政策，那么，这场革命的未来进程就可能大不一样了。
曾国藩和湘军
太平军早期的胜利源于许多因素：首先，他们反对满洲异族统治的民族或种族革命，博得了广泛的同情，而秘密会社给他们提供了相当的帮助。第二，太平军是一支有信仰的军队，怀着『救世』的使命，太平军战士相信，洪秀全是由上帝派来斩灭凡界妖魔的，如果为了这个事业献身的话，将升入天堂永远与上帝同在。他们不畏战死，勇于牺牲，以一支圣战军队的全心忠诚和勇敢气概作战。第三，太平军的军制，是按明朝名将戚继光创立的那套历经考验的方式组成。他们纪律严明的部队远比骄纵腐败的官军得民心；旗兵和绿营兵早已丧失了斗志，当遇上这些激情昂扬的革命者时便土崩瓦解了。
在这样的形势下，朝廷像在白莲教起义期间(1796—1804年)那样，求助于组织团练来保护地方。当1852年年中太平军席卷至湖南境内并围攻省会长沙时，大为窘迫的朝廷急忙命丁忧在家的学者型官员曾国藩组建一支团练，武装保卫他的家乡省份。
湖南湘乡县的曾国藩(1811—1872年)虽然并非才华横溢，但却是一位坚持信念、孜孜不倦的士人。他在1838年考中进士，随后在官场逐级升迁，至1849年当上礼部右侍郎。此后，于1851年兼署刑部左侍郎，一年后兼署吏部左侍郎。在居留京城期间，他与一些宋派理学的首要人物交友，并从他们那里获取了对『静』、『耐』和『约』的领悟，这些理念运用到实际事务中，即意味着处变不惊、临危不惧和务实克己。他在日后的生涯中将大大得益于这些品格。
1852年年中，曾国藩被委任为江西省乡试主考官，赴任途中得悉其母亡故，依照社会习俗要回乡守制。在守制期间，朝廷起用他为湖南组建一支团练。作为一名孝子和一位肃然儒士，他不想缩短守制期限，但最终被朋友和湖南巡抚说服应将国事置于家务之上，于是前往长沙。
曾国藩很清楚，绿营兵和团练都不是太平革命军的对手；如果要有所建树，就必须超越皇帝的命令而组建一支新军。太平军绝非曾被团练镇压的白莲教叛匪，他们是一支有信仰的军队，是按明朝名将发明且经受了时间考验的方式组织起来的。为抗衡这支圣战大军，必须将团练转化成一支训练有素并具备坚定信仰的军队。非常有意思的是，曾国藩为了达到这一目标，决定同样采用明朝将军戚继光发明的军制，另外再向这支军队灌输一种使命感：即捍卫孔孟传统的中华文化遗产。曾国藩又以共同地方背景为基础，谨慎地招募兵丁，确保具备『团队精神』。
依据上述思想，曾国藩胸有成竹地招募了三个营的部队，每营含360人，共计1080人。各营官佐从儒生中挑选，而兵丁则从朴实务农类型的人而非从浮夸的城市居民中挑选。官兵俱同曾国藩本人一样来自湖南省，故而便有了『湘军』或『湘勇』之名——『勇』是用来称呼非正规军或临时募员的名称，以别于正规的常备军。湘军逐渐扩充到13个营，各营人数也扩至500人，另配有180名做各类杂役的勤务人员。士兵的报酬为每月4两半银，十倍于寻常家仆的工资。营官的薪俸为每月50两银另加150两开销费。在组建这支陆军的同时，曾国藩还组建了一支含10营的海军——或更确切地说是『水师』——共5,000人，以便与太平军在长江上较量。他建立的两个船坞，打造了240艘平底战船。曾国藩筹集供养湘军和水师之资金来源有：(1)内地厘金，理论上是值百抽一，但实际上高达货物价值的4％到10％；17 (2)关税；(3)清廷国库拨款；(4)捐资；(5)盐课；(6)漕粮；(7)各类杂税。
湘军的兵丁由官佐招募，兵丁对招募他们的官佐效忠；而官佐则矢志效忠曾国藩，因此湘军是一支私家军队。迄此为止，还从未有清廷官员——更不用说平民百姓——能拥有一支私人军队；旗兵和绿营兵都是属于中央政府的。但是，现在由于形势的紧迫，曾国藩以丁忧在家的士大夫及汉人的身分，居然打破了这个常规。
朝廷不断催促曾国藩派军队前去湖北省救援，但遭拒绝，因为曾国藩不想在肃清当地土匪和对陆队及水师的训练完成前离开湖南。皇帝申斥他只保卫家乡湖南省而无视全局。1854年初，太平军再度威胁武汉，焦虑不安的朝廷『恳请』曾国藩援救湖北，授权他毋需受制北京而便宜行事。是年2月，曾国藩遣一支17,000人的部队前往湖北。湘军陆队和水师离开本省后即失去大部分的地方乡勇色彩，而成为一支全国性的新型战斗部队。曾国藩发布了一份檄文，斥责太平军扰乱乡村生活、废除土地私有、捣毁庙宇、破坏儒家礼纲和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很显然，这些条文中的前两条是针对农民讲的，后两条则是针对士绅讲的。他完全绕开了太平军大肆宣扬的民族主义和种族革命，而强调自己以文化传统卫道士的角色反对太平军。文人学士云集在他的麾下，并非由于他们不怎么赞赏太平军的反满立场，而是因为他们更倾向保护中华遗产。此外，满清王朝已建立了二百多年，在此期间，汉人士子一直效命于这个王朝；要他们现在拥护种族革命是不能令人信服的。事实上，文人的既得利益与清王朝的利益是相当地水乳交融，以致文人实际上在支援帝国的事业时，也就在捍卫他们自己的利益。18 农民也回应曾国藩的号召，因为太平军扰乱平静的乡村生活，蛮横捣毁庙宇神龛，令他们心寒。
湘军与太平军的最初对垒并不令曾国藩振奋；他遭受了几次挫折，各省督抚批评他干打雷不下雨。转机在1854年5月1日来到了，是日，他的水师在湘潭取得了一场大捷。曾国藩的福星开始冉冉升起，10月，他收复了自6月起一直被太平军占据的重镇武汉。皇帝对这一事态转折大感欣慰，授予曾国藩剿灭叛乱的绝对权威，这标志着兵权从满人转移到汉人手中的起始。
湘军随后乘胜昂然挺进江西，包围了重镇九江，太平军不仅予以有力的抵抗，而且实际上成功地将湘军诸部截为两股，将曾国藩的人马拖在难以动弹的极端困苦境地。此时，太平军的运气再度升起。他们于1855年4月第三次攻取武汉，并席卷湖北和江西，将曾国藩困在江西境内。与此同时，在南京的太平军于1856年年中出击，摧毁了清军的江南大营和江北大营，把钦差大臣向荣逼得自尽。整个长江流域都落入了革命军之手，命运真是太照顾他们了。但就在他们胜利的巅峰，沉重的打击从其内部出现，革命运动被削弱到无可复元的地步。
天国内讧
1856年，在南京发生了一场严重的内讧，强烈地震撼了太平天国。这场灾难的根本原因，是东王杨秀清难以遏止的野心，这种野心从一开始就昭然若揭。杨秀清在窥透了洪秀全之神圣使命及其新三位一体的谎言之后，开始装作神魂附体，并宣称上帝赐恩召见了他。洪秀全因害怕报复，不敢揭穿他的诡计。
约在1851年1月金田起义之前的六个月，杨秀清突然病倒，又聋又哑，结果不能参与起义的筹划。显然，他是在采取一种消极抵制，旨在逼迫其他首领给予他更高的地位。他当上了正军师，在这次运动中的地位仅次于洪秀全。从此，由他决定方针策略，发布命令。他在南京是正军师及太平天国首相，拍板所有重大决策、发布命令和控制接近天王的渠道。天王幽居深宫，在觐见天王时，只有东王一人站立，其他所有人都要下跪，东王在天王前以高傲而亲密的别号自称『臣下小弟杨秀清』。南京的人民知道杨秀清比知道洪秀全多，因此，毫不奇怪，他的知名度与天王一样高，而太平天国运动也经常被称作『洪杨之乱』。
杨秀清对在太平军胜利中所起的作用非常自豪——而他的作用毫无疑问是很大的——以致他内心萌发了取代洪秀全的欲望。为实施这项计划，他将北王韦昌辉和翼王石达开支出天京，前者往江西，而后者往湖北。东王开始更加频繁地神灵附体，并以上帝的名义怒骂洪秀全。在1856年击破清军江南大营之后，他的活动达到了顶峰。受这次大捷的鼓舞并深信自己的领导才能，东王断定废黜天王的时机已到。他策动追随者尊奉他自己为『万岁主』，这个称号是专门留给天王的，在其他情况下，则只能由王朝的皇帝专享。洪秀全知道摊牌的时刻正直逼过来，他密诏北王和翼王清除东王对天国的威逼。北王连夜赶回南京，于9月2日袭入东王府，杀死了东王以及约两万名东王的追随者。但画虎不成反类犬，北王的行为像以前的东王一样难以忍受。翼王赶回天京，抱怨杀戮太过，表示罪责止在东王一人，不应殃及他的从人，北王此时竟也想杀掉翼王。虽然翼王设法乘黑夜脱了险，但他的家人和亲戚却全被杀害了。天王无法容忍这种肆意滥杀，他在东王死后不到三个月就处决了北王。至此洪秀全完全失去了对同道们的信任；他将权柄交给了两个平庸的哥哥，这两人很难维持天国的完整。洪秀全之下最初五个封王中的唯一幸存者翼王，返回天京短暂执掌了一段时间的国务，但发觉自己不受天王的信任。翼王为自己的安全和前途忐忑不安，遂率大队人马出走，在随后七年中转战数省，最终于1863年在四川被杀。
1856年的内讧非常深刻地削弱了太平天国运动的士气和力量，以致它再也没能恢复元气。洪秀全自己纵情享乐以忘却烦恼，他的运动完全显得群龙无首。要不是清廷有将所有太平军降人处死的长期号令，许多太平天国的官兵都可能就此离去了。1859年，天王的堂弟及最早的信徒洪仁玕在蛰居香港许多年后来到南京，此时太平军的士气才稍为振作。洪仁玕被封为干王及总理，但天国政权衰败得太深，难以制止。不过，天国的最终垮台却推延了，主要是因为年轻的天才将领李秀成发动了一系列出色的战役。李秀成以忠王封号出名，正是他在1860年5月第二次击破重建的清军江南大营，拔掉了近在天京咫尺的眼中钉。他乘胜一路扫荡，于1860年8月进抵上海近郊，沿途攻克了苏州和常州。太平军在他的指挥下收复了江苏全省，只剩下上海和镇江。忠王的勇猛顽强使太平天国运动免于崩溃，但无人能遏止住太平天国的分崩离析。
战争的转捩点
与此同时，清军的指挥序列和外国对中国内战的态度也发生着一些重要的变化。太平军第二次击破江南大营，使朝廷不得不更多地仰仗于湘军。1860年5月，曾国藩被授予令人羡慕的钦差大臣兼两江总督头衔，全权指挥镇压太平军。这些年来他一直在征战，但却没有被授予任何有权力的具体官职。由于这个原因，各地方当局并不觉得有责任支援他或与他合作。事实上，有许多人还拆他的台。但现在，曾国藩有能力以新头衔和新权力，规划出一套统一的战略了。同样幸运的是，颇有权势的理藩院满人尚书肃顺支持他，并充当他在皇帝跟前的代言人。
曾国藩升任较高的岗位，标志了征剿战事的一个转捩点。湘军扩充为12万人的强大作战队伍，并由一些能干的儒将统率。在他的大本营，有许多策划家、战略家、谋士和幕僚，全都注定要在日后飞黄腾达。曾国藩无疑是中国南方最有权势的人，管辖着江苏、安徽、江西和浙江这四个重要省份。但忠王麾下的太平军，依然积极有效地作战。1861年年中，他们在浙江和安徽再一次赢得了短时期的胜利，在安徽祁门给予曾国藩一记几乎是毁灭性的重创。直到是年9月，曾国藩之弟曾国荃占领重镇安庆之后，局势才再次得到扭转。嗣后，湘军陆队水师获取了优势，克复了长江沿岸诸城，一路进逼南京。为嘉奖他的胜利，朝廷于1861年加曾国藩太子少保衔，一年后又授协办大学士。曾国藩此时委任他的一位主要幕僚李鸿章负责江苏的军事，而另一位能干的幕僚左宗棠负责浙江的军务。至于令人羡慕的进攻南京之重任则奖赏给了弟弟，他在湘军水师的协助下于1862年6月进抵南京近郊，并率二万人开始对天京发动了一场长期的围困。
这个时候，外国对中国内战的态度也在发生急剧的变化。外国人初期因为太平军信奉基督教及扩展商务的前景，而对太平军表示同情。但当他们发现太平军没有能力建立成功的统治，但却自命不凡地充当天下共主、坚定地反对鸦片输入，以及持续骚扰在上海的外国商务和洋人的生命安全，于是，他们对太平天国失去了兴趣。此外，在1860年，他们与清廷签订了一系列新的条约，之后，西方列强意识到，要享受条约给予的特权，就必须使清王朝继续存在。
对照清廷同西方关系的改善，太平军便相形见绌了。他们不仅没有作任何努力将洋人与清王朝离间开来，而且军队还不断骚扰外国商务及洋人居住的中心上海。与此同时，南京的生活恶化到了一个新的低谷。一名在1861年3月访问天京的英国人宓吉(Alexander Michie)写道：我不指望叛乱一方会有任何的好转，没有哪个正派的中国人会与叛乱运动发生瓜葛。他们一味烧杀掳掠，除此以外，他们几乎没有任何别的事情可做。他们遭到所有乡村民众的憎恶，即使天京城里那些不是『太平军兄弟』的人也仇恨他们。他们占据了南京八年之久，而这里却毫无重建的迹象。商业和工业遭到禁绝。他们收取的田赋比清廷高出三倍；他们不采取任何安抚民众的措施，他们的所作所为显不出对土地有持久的兴趣。他们不关心如何确保细水长流的财政收入；他们指望依靠抢劫、且只靠抢劫来维持生存，我必须说，我在他们那里看不到任何稳定的因素，也看不到任何值得我们同情的东西。19
罗孝全提供了另一段记载，他曾应天王之邀，于1861—1862年间在南京度过了十五个月。他在1861年12月31日所作的报道中称：至于天王﹝洪秀全﹞以巨大热情宣扬的宗教观点，我认为它们在上帝眼里大体是讨厌的。事实上，我认为他疯了，尤其是在宗教事务上，而且我也怀疑他对事情是否有健全的理智……我认为他们不具备任何有条理的政府，他们也不懂怎样让政府正常运作。他﹝洪秀全﹞要我来，但不是要我来传播耶稣基督的福音并让人们皈依上帝，而是让我来做官，让我宣扬他的那套教条，让我说服外国人皈依他本人。我宁可让人们信奉摩门教或别的什么我觉得与圣经原则有所不符的异端教派，只要这些教派远离邪恶就行。我相信，他们在心里其实是反对福音的，只是为了政策原因而容忍它而已……因此我打起了离开他们的主意……20
总之，外国人早期对太平军的同情，已让位于对它的失望及准备援助清廷的决心，清廷的存在被认定是外国在华利益所必不可少的。
外国最早干预中国内战发生，是在1860年忠王进攻上海之时，该城的富裕商人和实业家捐资组织了一支『外籍军团』，来自麻萨诸塞州撤勒姆(Salem, Massachusetts)的美国冒险家华尔(Frederick T. Ward)受聘于富裕钱商杨坊(他的银号名字『泰记』更为人所知)，招募外国亡命徒和失业水手组织了一支『洋枪队』。这支外籍雇佣军旗开得胜，攻占了松江城，将太平军从上海引走了。1861年9月，华尔对军队进行整编，招募了四、五千名华人士兵，这些士兵按欧洲方式训练装备，由100名欧洲军官统带；此外，洋枪队中还有约200名菲律宾人。这支军队在苏松太地区转战、劫掠，打赢了许多场战斗。1862年3月，当他们第二次击退太平军对上海的进攻时，皇帝赐予他们颇具奉承意味的『常胜军』称号，并擢升华尔『总兵』衔。当华尔在1862年9月21日受致命伤，并在一天后死去，常胜军的统带权交给了另一个美国冒险家白齐文(Henry A. Burgevine)，此人既无原则也无骨气。他为军饷一事与泰记争吵，强行抢夺了4万银元，因此而被解职，著名英国军官戈登(Charles G. Gordon)被立为新头目。
太平天国的崩溃
经曾国藩推荐，朝廷授权李鸿章组建一支新军以支持湘军。曾国藩让出他的三千多名湘勇作为这支新军的基干，而李鸿章则另招募了几千人，按湘军编制将他们组织起来。由于这些应募者大多来自安徽省的淮河地区，因此称为『淮军』。21 在1862年忠王第二次进攻上海期间，李鸿章率淮军驰援该城，在城外取得了一场胜利。李鸿章授补江苏巡抚。1863年11月，常胜军从另一方向赶来增援，配合淮军克复了太平军要塞苏州。江苏全省被克复，只有南京和少数几个小据点除外。
左宗棠在浙江的胜利可与李鸿章在江苏的成功相媲美；他们协力切断了天京的供应来源，该城现在被曾国荃围困得越来越紧——像个『铁桶』一般。忠王敦促洪秀全去江西和湖北开辟一个新基地，但后者答称，他乃受上帝之遣降凡为王，故不想选择逃离。到1864年初，南京的食物已经告罄，天王勉励人民靠吃『甘露』(即野草)活命。洪秀全得知事业已经失败，便借口生病甩手不管政务，时时自言自语说：『古来哪有皇帝做囚徒的?』1864年6月1日，他在52岁上自尽。16岁的儿子洪福登基称幼天王，以干王为摄政。7月19日，曾国荃所部攻破南京，大肆杀戮。太平军官兵拼死抵抗，无一投降。忠王扶佐幼天王急速逃离南京，慌乱中这位幼主的坐骑受惊，将他掀翻在地。忠王把自己的坐骑让给他，致使自己被俘。幼天王设法逃到了江西，在那里他最终被发现并遭处决。太平天国革命到1864年年底完结了。
忠王在囚禁时受到了曾国藩的礼遇，他很赏识忠王的军事天才，曾国藩请他准备一份自供状。从1864年7月30日到8月7日，忠王每天写几千字，追述太平军的历史，评判太平天国以及清廷的错误，颂扬曾氏兄弟和湘军。22 曾国藩对这份自述作了删节，剔除了其中对清廷的批评，将删节过的文本送呈北京，而将原文收藏在他自家的书房。23 8月7日午夜，忠王被处死，享年40岁。一代军事奇才就此殒命了，他在1856年以后独力支撑一个摇摇欲坠的天国达八年之久。如果没有他，这个天国早就瓦解了。24
曾国藩获赐封一等侯爵位，弟弟和李鸿章受封一等伯，此刻曾国藩或许是全国最受尊敬及最有权势的人。他的水陆湘军号称有12到13万人，而帐下聚集着八十多个最卓越及最能干的谋士、策略家、策划家、战将和幕吏，他一声令下便有数千官吏遵从。作为一个严肃的儒士和忠臣，他深知一个汉人只要权名稍稍过大，便会招徕满洲主子的猜忌。故他在克复南京仅17天后，便提议遣散已完成其原初目标及开始显示出疲惫迹象的湘军。曾国藩的政治家风度、品格及个人修养很少有人能予匹敌。他或许是十九世纪中国最受人敬仰、最伟大的学者型官员，但是他却被马克思主义学者斥责为汉奸刽子手，为了满清异族统治者的利益，背叛及屠杀了同胞。25
太平天国失败的原因
太平天国革命影响了中国十八个省中的十六个省，延续了十四个年头。其兴起蓬勃激昂，而其衰亡亦哀婉可悲。历史的回顾揭示出这场运动最终失败的几个主要原因。
战略错误
占领南京后，太平军应一鼓作气席卷北上至北京，这样就有可能将满清宫廷赶走了。可是林凤祥率领之北伐军并非太平军主力，而是一支孤军深入敌境、自取灭亡的偏师。因此清廷幸免于难，得以继续成为政治权力的合法中心和抵抗的力量。
即使未能攻克北京，太平军也至少应集中力量，彻底摧毁长江两岸的清军大营，不给它们以任何重建的机会，以确保南京的安全。他们还应占领江苏全省，包括重要的贸易中心上海，并与外国代表建立起稳定友好的关系。洪秀全对1853—1854年间占领上海老城达一年半之久的三合会分支小刀会的求助吁请置若罔闻，实乃一个重大错误，太平军因此失去了从清廷夺取一个与洋人接触的重要据点，以及一个作战基地的机会。
意识形态冲突
太平天国的反满号召因其基督教理念而受到损害。捣毁庙宇神像及扰乱乡村生活的做法，得不到文人和农民的同情，太平军那种人人皆为兄弟姐妹的概念与儒家的礼仪和社会等级思想互相冲突，他们禁止夫妻同居的规定则违背了基本的人伦。此外，太平基督教的非正统性也激起了洋人的反感。确实，他们的宗教理念既背弃了中国人，也背弃了西洋人。
起初，洪秀全曾利用宗教来支援反满民族革命，并宣称自己肩负神圣使命及创立了一套新型的三位一体学说，以便在自己四周营造一种每战必胜的超自然光环。他使士兵们相信如果战死将会升天，这样他便获得了一支大无畏的军队。通过这些手腕，他成功地将宗教当作推进其革命的手段。但后来，当他逐渐沉湎于宗教且因秘密会社成员不是基督徒就拒绝与他们合作之时，及当1853年小刀会占领上海时他拒绝援助它之时，他迷失了原初的目标，将宗教考虑放在了民族革命之上。确实，当他将革命从属于宗教之时，他玷污了自己作为一个民族主义革命家的形象，使自己沦落到白莲教起义者那样的『教匪』档次。
领导集团的失误
在洪秀全之下的最早五个首领中，南王和西王在1852年阵亡，东王和北王在1856年的内讧中被杀，只有翼王幸存下来，但他离开南京另起炉灶。洪秀全失去了他们的辅佐，茫然失措。他曾依赖南王(冯云山)组织拜上帝会并发动起义，仰仗东王(杨秀清)处置军事政务。1856年以后，唯一一位智勇双全的人便是忠王，但正如中国人形容的那样，大厦将倾，独木难支。1859年前来南京的干王主要是一位思想家而非实干家，且有妒贤嫉能的缺点。
洪秀全缺乏领袖天才，使他处于一种左右为难的境地。他既不能制订长期的建设性政策或全局性的军事战略，也不能适当地指导行政管理，于是他干脆推卸了所有的责任。相反，洪秀全的对手，如曾国藩、李鸿章和左宗棠，全都是一些博学、能干和理智之士。
太平天国生活的自相矛盾
革命者宣扬废除私有制，但其领导人自己却积聚了庞大的财富。他们倡导夫妻分营而居、男女平等和一夫一妻制；但洪秀全本人却有88个嫔妃，东王有36个，北王14个，翼王7个。当女馆解散时，女馆成员被分配给太平军官佐，分配依据官佐的职位而定——官阶越高，得到的馆女就越多。
洪秀全一方面禁止人民阅读被斥责为《妖书》的孔孟著作，另一方面他自己却自由自在地阅读这些书籍，从《周礼》中借鉴思想，并以儒家术语解释他的基督教教义。在其晚年，洪秀全变得有点神经质，相信全能之主将会解决他的所有麻烦，而自己毋需做任何事情。当南京行将陷落之际，洪秀全声称他的『天兵』多过『水』，将会把天京守得『铁桶』一般。
蹩脚的外交
太平军在开始时获得外国列强的同情，但他们没有利用这一点作为赢得外国承认和援助的起点，反而坚持将列强当作属国来对待，这种态度勾销了与外国建立良好关系的一切可能。当外国列强发觉太平军一点不比满洲人更好相处，且实际上在伤害上海的对外贸易之时，他们收回了同情之心，在1860年以后倒向清廷一方。由此引发外国人在1860和1862年守卫上海，阻止了忠王占领这座富庶的城市，剥夺了天京的一个重要的供应来源，并加速了天京的最后失陷。
太平天国革命的遗产
尽管太平天国以失败告终，但它的经历却对中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政治上，它促使政府的权力从满洲人转到了汉人。在太平天国之后，湘军和淮军的官佐因功而擢升至重要职位，从前由满人占据的重要督抚位置，现在落入了汉人之手。26 几个例子可以说明这一点：曾国藩身为两江总督(1860—1865年)，也指挥浙江的军务，这样他就掌管了四个最富庶而重要的省份(江苏、江西、安徽和浙江)；而李鸿章当上了江苏巡抚，左宗棠当上了浙江巡抚。此三人最后都升任大学士，尤其是李鸿章，身为直隶总督和北洋大臣，27 在1870—1895年间乃是中国实际上的『首相』。左宗棠也当上了总督，先是闽浙总督(1863—1866年)，后来是陕甘总督(1867—1880年)，其长期生涯中最辉煌的业绩，是在七十年代中从回民叛匪手中收复了新疆。即使是在朝廷最核心的机构军机处中，也有越来越多的汉人任职，直至最后他们的人数超过了满人。总之，政府的权力从满人转向了汉人。
此种变化的必然结果是，外省大员在国是中的影响日益扩大。在清代早期和中期，政府高度集权化，朝廷决定各省的政策；而在太平天国之后，中央政府发现有必要与外省大员磋商国是，听取他们的意见。北京的衙门时常征求地方官宪的观点，以争取他们支持自己的立场，势力强大的巡抚和总督时时会摆脱中央政府自行其是，比如，在1898年『百日』维新之后，两江总督刘坤一便激烈反对皇太后废黜皇帝；在1900年的义和团事件期间，东南诸省当局拒绝服从朝廷支持义和团的命令，而单独与外国列强缔结了协议，以求『自保』。各省独行其事的最显著例证，发生在1911年孙中山先生的革命军占领武昌之时，各省当局宣布拥护革命，公然对抗朝廷，这样，加速了清朝的崩溃。
军事上，湘军和淮军是私家军队的先导者，而私家军队乃是此后军阀的典型特征。曾国藩和李鸿章根据四个原则征募他们的官佐：(1)同一省籍；(2)同年——同榜取得功名的人；(3)亲朋好友；(4)师生同谊。士兵由这些官佐招募训练，并对官佐效忠。正如《湘军志》的作者评述的那样：『将死军散，将活军存。』袁世凯继承了曾国藩和李鸿章的私家军队传统。袁氏一度是李鸿章的门生，后来成为民国初年(1912—1927年)蹂躏中国的北洋军阀之首领。
最后，太平天国的经历还激励了后代的革命者，那些太平军余部转入地下加入了天地会，使种族及民族主义式的反满革命思想得以延续。太平天国也成为中华民国国父孙中山先生(1866—1925年)的灵感之泉源，孙中山刚刚诞生在太平天国灭亡之后的两年。他在孩提时代就听说了关于太平军的故事，12岁时就立志做洪秀全第二。他日后的革命是从秘密会社那里获取支援，而早期的追随者中有许多人都是哥老会会徒；甚至他的革命理论——三民主义——也是受到太平天国理念的影响。孙中山认为洪秀全之失败，是因为他懂得民族独立但不懂民众主权、懂得君主制度但不懂民主。为纠正这些意识形态的缺陷，孙中山倡导了洪秀全的前两项『民主』和『民权』原则，而第三项『民生』主义则包含了『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的思想，这部分是受太平天国土地制度和财产公有制的启发，因此太平军未能实现的社会革命，在孙中山及其信徒身上得到了部分推行。
不仅是在中国，就是在欧洲，太平天国革命也成为一个启迪的泉源。对1848年欧洲革命的失败感到失望的卡尔·马克思(Karl Marx)，在太平天国运动中找到了希望，并获得了一种对农民革命之可能性的新见解。今天，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赞扬太平天国为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一场农民革命。28
捻军叛乱和回民叛乱
尽管太平军在1864年被镇压，但另外几场规模较小的叛乱仍肆虐于不同地区。爆发于1853年并持续到1868年的捻军叛乱主要活跃在华北的南部地区。云南的回民叛乱从1855年延续到1873年，而西北的东干人叛乱则涵盖了从1862年到1878年的一段时期。这些旷日持久的叛乱，就其影响而言是极具摧毁性的；但它们没有建立任何与北京朝廷抗衡的敌对政府，因此并不具备太平军那样的威胁性。
『捻』是山东、河南、江苏和安徽等地秘密帮会的名称，成员主要是一些流民、无赖和靠强行勒索及抢劫为生的匪帮，他们几十人、有时几百人结成一『捻』，其字面意思是『帮』。他们在嘉庆年间(1796—1820年)被取缔。当1853年太平军定都南京之时，各不相属的各捻帮起而响应。这些捻帮中势力最大的领袖是张洛行，他的队伍中加入进了一些北伐太平军失败后的余部。张洛行被天王封为沃王，他的部众头披长发，且试图模仿太平军的军制。捻军和太平军经常协同作战，1855年，协调不力、各自为战的捻军各部联合起来，并组成了五个分支，各以颜色不同的旗帜识别：红、黄、蓝、白、黑——类似于清初的八旗旧制。
捻军基本上是一种闯荡四方的帮匪之集合体，他们的力量主要依赖于骑兵的快速运动，并采取避免与清军作正面直接对阵的游击战术，而乘敌军不备时发动出其不意的进攻。他们凭借其来去如风的骑兵，迫使清军陷入一种瞎忙一气的境地。在经过多年无所成效的征剿之后，朝廷派蒙古族悍将僧格林沁亲王前来对付他们，在1863年成功地斩杀了起义领袖张洛行。但捻军继续战斗，而且事实上在l864年以后还变得更为强大，其时太平军余部加入了它的事业。当僧格林沁在1865年阵亡后，朝廷请出曾国藩来负责征剿行动。
曾国藩征讨了一年未见成效，受到御史们的尖锐批评。曾国藩感觉到自己年迈不济，也为其湘军的斗志颓靡而沮丧，于是他在1867年初举荐李鸿章接替他的职务。是年年底，李鸿章的淮军成功地剿灭了东捻军，而西捻军也遭受了左宗棠的重创，其时左宗棠已被委命为负责陕甘军务的钦差大臣。1868年8月，镇压了捻军。
云南的回民叛乱在西方文献中被称作班塞叛乱(Panthay Rebellion)——所谓『班塞』，是缅甸语中称呼回教徒的变音，这场起义从1855年持续到1873年。一般认为，云南的回民是蒙元时期(1280—1368年)从西域(新疆)迁徙而来，占云南人口中的不到20％或30％，但作为一个紧密团结的集团，他们显得是一个强大的少数民族。由于宗教和生活方式的不同，他们受到汉人和满人的鄙视，成为社会排斥和政治歧视的对象。他们受官吏压迫及汉人侵犯权利的事件屡有发生，而当回民打官司时，他们经常打输。
1855年，因为一些矿产(汉人和回民都宣称拥有这些矿产)的争执引发了一场公开的叛乱。叛乱首领杜文秀占领了大理，并自称为一个新回民王国的『总统兵马大元帅』。云南省官军无力镇压，满人总督自杀。到1868年时，杜文秀据称统领着36万人马，占据53个城镇。一直到了1872年，由新的云南省当局统率官军才得以将他遏制。杜文秀的儿子前往英国和土耳其寻求援助，但无结果。起义持续了十八个年头，到1873年1月才告终，其时，失望沮丧的杜文秀杀死家人，自己服了毒药，然后出降。
还有一场困扰清廷的叛乱。被称为『东干人』的西北回民在陕西有六百万人，在甘肃有八百万人。他们已经汉化，采纳了汉族人的风俗、语言和服饰，但仍然受到社会和政治歧视。在他们中间，属于『新教』 29 的回民特别好斗。他们在宁夏的金积堡和甘肃的张家川设立总寨堡，与老教的河州总寨抗衡。对社会和政治之不公正的不满，因两个教派相互间的冲突而加重，这导致了新教在1781年和1783年发动叛乱，但两次都遭官府残酷镇压了。
1862年，当太平军进袭陕西之时，回民在一些参加过云南起义的领袖率领下，再次起而向应。一个狂热的领袖是马化龙，他是新教创始人的直系后裔。忙于镇压太平天国的清廷派不出能干的将领或军队来对付东干人。到1864年，整个西北烽火连天，甘肃、陕西、宁夏和新疆落入了叛乱者之手。当1866年捻军西路军突入陕西与回民会师时，威胁加强了。充满忧虑的朝廷委任左宗棠为陕甘总督，肩负肃清两省叛匪的特殊使命。如前所述，其时左宗棠正在征剿捻军，无法立即到任。直到1868年8月镇压了捻军之后，他才得以将注意力转向陕甘回民问题。随后经过了五年的艰苦征讨，到1873年，终于敉平了这两省的回民叛乱。
随着上述这些内部叛乱的荡平，清政府重新树立了对帝国大部分地区的权威；清王朝似乎扭转了厄运，经历一种中兴景象。问题是，这样一种中兴究竟标志着王朝的第二次兴盛之开端，还是仅仅为一个总体衰落中的短暂缓解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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