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利交者，利尽则散;以心交者，方能永恒】
以利交者，利尽则散;以色交者，色衰则疏;以心交者，方能永恒。通过什么途径凝聚、团结部属，这是对领导者的极大考验。
一个没有人文底蕴的人很难指望他去匡正世风人心，所以，洪秀全做事重于为人。他的手下未必没有明于英断之辈，然而被信念和信义感召而来的人并不多。洪秀全没有能力向这些人提供赖以维系的真正精神力量，在虚幻的“天国”梦想下，他只能以利禄驱众。这些人追随于洪秀全的身边，汇成了一个影响历史的群体。洪秀全之人格，能入脑而不能入心。只见其做事，不见其为人。其一生事业做得越大，身边的君子英才反而越来越少。
进入天京后，洪秀全偏处深宫，脱离群众，太平天国领袖们之间的关系日益疏远，原来“寝食必俱，情同骨肉”，变为“彼此睽隔，猜忌日生”。洪秀全不能正确处理这些矛盾，既理政无能，又驭众无方，只能采取滥封爵赏的办法，致使矛盾更加尖锐复杂。
中国从汉朝至明清，晋爵封王一直都是一项很严肃、很慎重的奖赏制度。可是到了洪秀全这里，王爵之多之滥之乱，简直匪夷所思。到1864年6月天京陷落之前，太平天国“竟有二千七百多王”。当王爷们多得无法以字面区别时，洪秀全干脆来个数字编号，以示区分。故而出现了“368天安”，“1467天福”，“1469天豫”之类数字化的官爵，写下了中国几千年专制官制史上的奇观。
在一个依靠名器驾驭天下人心的时代里，名器太滥使人心风气和仕路秩序都因之大乱。如此滥封王位带来的恶果，不但使财政开支更加困难，而且让这些草头大王拥兵自重，成为当地一霸，修王府、选美人、办仪仗，出门前呼后拥，招摇过市，老百姓纷纷走避不及。正如民谣所唱：“王爷遍地走，小民泪直流。”
蒋廷黻给洪秀全作了这样的总结：“他的运动无疑起自民间，连他的宗教也是迎合民众心理的。但是他的人格及才能上的缺点很多而且很大。倘若他成了功，他也不能为我民族造幸福。总而言之，太平天国的失败，证明我国旧式的民间运动是不能救国救民族的。”
反观西乡隆盛则是个理想主义者。他的立场始终站在下级武士一边，他代表的正是标准的武士道精神映照下的理想人格。下级武士是维新的主力，但后来被剥夺了特权，他不能接受这一点，于是起兵维护他的武士兄弟们的利益，与之交战的都是他的旧日同僚。他和参加维新的其他志士不同，对高官厚禄毫无兴趣，但可以为支持他的人舍命而不计后果。在流放岛看到流放的罪人和岛民没粮吃，西乡隆盛毫不吝惜地将发给自己的大米让给他们吃，结果自己断顿。西乡隆盛回到鹿儿岛，将自己的俸禄用于抚恤武士家属，创办“私学校”，以“尊王悯民”为校训，传授经史。最后起兵造反时，他本想息事宁人，但又不忍给义愤填膺的学生们泼冷水，才孤注一掷走上了武力反政府的道路。
西乡的号召力自然可以想见，被围城山后，西乡以下的心腹众人，都心甘情愿追随西乡从容赴死。桐野利秋依然不改往日风度，他把长发扎在脑后，手持银饰指挥刀，着便装巡视城山，威风丝毫不减，甚至有人还闻到他身上喷洒过的古龙水的味道。西乡的另一干将村田新八则显得豪爽乐观，这个在欧美接受先进思想、曾被胜海舟称赞为“大久保以外惟有此人”的武士，在探望伤病员的时候，还乐观自嘲大笑：“刚刚我看了政府军修的工事，真是坚固啊，我们无论如何是打不动的。就算以后有洋人来，日本也不用怕被欺负啦!”
洪秀全与西乡隆盛的差距，某种程度上是染毒的儒家文明输给了刚健的武士道精神，其间折射出各自国家传统文化，在19世纪中叶自我更新的努力和痛苦。
甲午战败后，梁启超开始研究中国何以长期积弱的原因，鉴于当时西方和日本都认为“中国之历史，不武之历史也，中国之民族，不武之民族也”，他激动地说：“吾耻其言，吾愤其言，吾未能卒服也。”于是愤而下笔，于1904年写成《中国之武士道》一书。在该书的序言里，他回顾了中国武士道精神归于瓦解湮灭的历程和原因，并指出这一精神的消失对中国民族性的戕害是中国近代积贫积弱、受人欺凌的重要原因之一。那种对中华民族已消失不彰的武士精神的追怀赞叹，那种恨铁不成钢的悲愤令人扼腕感叹、痛彻心肺。诚如当年面对日寇的铁蹄侵略，王芸生大声疾呼：“我们要努力做一个好中国人!——中国现在需要无数的文天祥、史可法，但有一个石敬瑭、吴三桂便足以亡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