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怀不可告人之目的借此全部否定太平天国的历史及50年来太平天国历史研究的成果，渲染所谓太平天国“杀人如麻”的记录，认为太平天国只造成破坏，不会建设，不如曾国藩等人有作为，曾国藩给太平天国画上句号是“对中国的重大贡献”。这股妖风在诸论坛越刮越臭，为了清新空气，在此，笔者不揣浅陋，提出几点辩驳意见，以求理清事实，正本清源，还太平天国历史的本来面目。
一
太平天国对传统文化的冲击和摧毁在当时乃至今天仍引起很多人的关注。这种冲击主要表现在对寺庙宇观的摧毁、传统封建迷信的破除和焚毁以四书五经为代表的儒家经典上。对寺庙宇观的摧毁十分普遍。在湖北武昌，“贼不信诸神及浮屠氏，遇寺观辄火之，目为妖庙”[1](p11)；在安徽，“贼勒焚神像，藏匿者有罪”；在南京，“贼遇庙宇悉谓之妖，无不焚毁”[1](p11)；在浙江绍兴，“贼最恶神佛，遇祠庙，必毁，否则以刀砍塑像，或以粪污除之，目为土妖”[1](p12)。在焚毁儒家经典方面，太平天国明文规定：“凡一切妖书如有敢念诵教习者，一概皆斩。”“凡一切妖物文书一概焚化，如有私留者，搜出斩首不留。”[2](p232)当时文人有诗记载焚毁情形说：“搜得藏书论担挑，行过厕溷随手抛，抛之不及以火烧，烧之不及以水浇。读者斩，收者斩，买者卖者一同斩。”[3](p735)对传统封建迷信活动的禁绝，有县志记载：“咸丰五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发首翼逆自临江来分……禁民……焚香……犯者黥面，反缚游行。”[4]当时文人日记中也载：“城匪示禁……绝纸马之类，限以三月。”[5]天王禁律诏旨还提出禁绝邪教、邪色、烟、戏、堪舆、卜筮、祝、命、相、女巫、女妖等19项。[6]
从太平天国对传统文化、封建迷信的打击和禁毁中，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首先，太平天国禁偶像崇拜和封建迷信活动，对代表儒家文化的四书五经的焚毁，其主要目的是现实政治斗争的需要。这可从其遇到封建文人的疯狂反扑中略见一斑。曾国藩打着尊孔卫道的旗帜，攻击太平天国使“士不能诵孔子经……此岂独我大清之变，实开辟名教以来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以痛哭于九泉，又焉可袖手旁观，不思一为之所也”。[7]两者之间实际上出现了一场是反对还是维护封建旧传统的斗争。应该说，洪秀全视孔孟为妖魔，斥儒家经典为“妖书邪说”，不惜动用各种手段进行摧毁，是对封建意识形态的一次强烈冲击，体现了反封建的精神和勇气。同时对太平天国军民而言，也是一次思想解放。专为曾国藩收集太平军情报的张德坚曾评价说：“凡从贼稍久逃出难民，无不眼光闪烁不定，出言妄诞，视世事无可当意，于伦常义理及绳趋墨步之言行，询之如隔世，视我官吏若甚卑，不及贼目之尊贵，毫无畏敬之意，遇不恕向官辄杀之，盖由染习已深。”[2](p327)连当时仇视太平天国的著名文人汪士铎对此也充分肯定，他批评“圣人以鬼神愚民，以卜筮诬民”，是“同于僧道同一邪术以怵民”，太平军“去此之功德不在禹下，所以苟延残喘于数年之久”。[8]
其次，太平天国对传统文化的打击在不同方面有很大的区别。整体而言，以摧毁寺庙宇观和神像木偶最为彻底。太平天国许多政策前后常有变化，唯独此一政策前后相通，从未中断。但洪秀全等人对儒家文化代表孔子并未全盘否定，同样是宣传禁绝摧毁，但在执行中有时对孔庙有一定的区别对待，如在湖南“自孔圣不加毁灭外，其余诸神概目为邪”[1](p11)，浙江温岭“尽毁神庙，惟圣庙及朱子庙无损”。[1](p11)洪秀全在《太平天日》中编造孔子被皇上帝斥责，被捆绑遭鞭笞被迫下跪求饶的一副狼狈相的同时，又肯定他“功可补过”，准他“在天享福”，“永不得下凡”。[9]表明洪秀全仍肯定儒学有一定的合理成分，对孔子的贡献也并非一笔勾销。太平天国对传统文化的禁绝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大体说来经历了推崇—怀疑—否定—重新推崇的过程。当他要推翻清朝统治时，对儒学的批判多于继承，当他要自己“开创新朝”时，对儒学的继承多于批判。天京事变后，儒学地位仍在提高，并日益成为拜上帝教的主干成分，也不再像以前那样简单地一概否定。太平天国由于自身阶级属性的限制，对传统文化过多地重于物质武器的批判，却缺乏科学的批判武器。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对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学说简单的打击并不能禁绝儒家思想的流传。洪秀全等人采取禁焚的粗暴方式否定儒家文化的结果，既造成了对传统文明一定程度的破坏，极不可取，又杜绝了当时争取文人学子参加起义的可能性，尤其给封建卫道士曾国藩可乘之机，李秀成在自述中就曾把“官兵多用读书人，贼中无读书人”视为太平天国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实际上，在禁毁的同时，洪秀全旨准颁行的许多书籍，如《三字经》、《太平救世歌》、《太平礼制》等仍一再宣扬和强调儒家的纲常名教。后来，洪秀全终于决定删改四书五经，公开在辖区发行，但这项工作一直没有完成。太平天国对封建迷信活动的打击也不可能进行到底，迷信活动在太平军中尤其在后期仍然很盛行，如1862年浙江太平军因各处“瘟疫大发，死无算”，而出现向神佛“祈禳”的情形。[10](p707)又如“常城匪疾亦祀神斋佛，原拟摈废纸马，各店仍卖者坐罚，至此禁弛”。[11](p450)这同样是由于农民阶级自身局限性所致。
再次，太平天国一方面企图打破被称为“死妖”的旧的偶像崇拜，另一方面又在制造新的偶像崇拜——拜上帝，尤其是要树立洪秀全这个上帝之子的独一无二的地上权威。洪秀全力图把上帝变为人们心中的偶像，希望人们像从前崇拜偶像一样崇拜上帝，唤起人民的宗教热忱。但拜上帝毕竟是来自异域的文化渊源，难以为大多数士人所接受，而且宗教本身既是一种刺激剂更是一种麻醉剂，愈到后来麻醉剂成分愈多，何况几千年来中国缺乏宗教传统。实际上农民阶级也不可能真正彻底毁灭偶像崇拜。后期的上帝教更日益沦为洪秀全个人偶像崇拜的工具。
二
关于清朝官方及其文人、西方列强极力鼓吹，在当代又被某些人大肆渲染的所谓太平天国破坏江南经济和生灵涂炭的现象也应具体分析。
第一，这次运动造成南方地区的破坏程度确实比较大，据曾国藩奏报江南一带受战乱影响的情形：“自汝州以下两岸难民，皆避居江心洲楮之上，编苇葺茅，棚高三尺。……草根掘尽，则食其所亲之肉，风雨悲啼，死亡枕藉。……徽州、汝州、宁国等属，黄茅白骨，或竟月不逢一人。”[12](p178)“舒(城)、庐(州)、六(安)、寿(州)、凤(阳)、定(远)等处，但有黄蒿白骨，并无居民市镇，或师行竟日，不见一人。”[12](p178)在与友人书中说：“近年从事戎行，每驻扎之处，周历城乡，所见无不毁之屋，无不伐之树，无不破之富家，无不欺之民众。大抵受害于贼者十之七八，受害于兵者亦有二三。”[12](p180)但应该注意，运动造成的损失在当时乃至后来都存在有意无意地夸大的情况。以太平天国期间的人口损失为例，近人陈恭禄在其所著《中国近代史》中，首倡太平天国革命时期“死者殆有全国人口总数三分之一，约一万万以上”之说，近年仍有学者将《东华录》同治三年(1864年)25674万与咸丰元年(1851年)43189万人进行对比，得出“十四年中剧减40%”，“中国人口下降到惊人的程度”的结论。但据王育民在《清代人口考辩》中推算出同治十二年人口为37206.4万人，较咸丰元年减少5983.2万人，下降13.9%。后来又在《太平天国革命时期“人口损耗逾亿说”辩证》一文中，通过对方志记载的测算，推算出江苏、安徽、浙江三省太平天国期间人口损耗为5160.8万人，湖北、江西、陕西、甘肃、贵州等省人口损耗估计数为1757.4万人，总计损耗为6918.2万人。而与同治十二年四川、奉天、山东等省较动乱前合计增加1697.5万人口增减相抵后，实际人数为37968.9万人，较咸丰元年43789.6万人减少5220.7万人，下降12%。可知咸同年间全国人口的损耗，大致在五六千万左右[13]，以往的说法有过分夸大的现象，由此可管窥到其他方面的概貌。
第二，在咸丰、同治年间的社会大动乱中，对南方社会经济和人口造成的损失，应由太平天国负责任的仅是一小部分，主要应归之于清政府、清朝军队及后期的中外联军。范文澜在《中国近代史》中曾提出：如果将曾国藩的话改为“‘受害于兵者十之七八，受害于革命者亦有二三’那就近乎事实了”。[12](p180)这种评价入木三分。
对此可做如下阐释：
太平天国革命本身是被清政府逼出来的正义的行动。正是因为腐败的清王朝固步自封，不愿意进行自上而下的改革，才会有人民群众奋起反抗，进行自下而上的革命性变革。容闳在《西学东渐记》中就说：“予意当时既无洪秀全，中国亦不能免于革命”，其“恶根实种于满洲政府之政治，最大之真因为行政机关之腐败”。[14]历史曾经赋予被压迫者以造反方式摧毁旧的社会秩序的权利，这种运动的存在无疑具有合理性。后人没有理由怀疑或否认太平天国起义的正当性95和必要性。美国传教士丁韪良博士在给美国最高检察官的信函中就明确提出：“凡战争的责任，当归之于引起战争的戎首(即清方——引者)，而不能归之于拔刀抵抗侵略者、放逐篡窃者或对无效率的与残酷压迫之政权施以最后救药者(即太平军——引者)。”[15]严明的军纪与律条决定了太平军对人民与社会生产造成破坏的有限性。如天令六十二条中规定：“凡无故杀害外小者斩。(外小即对老百姓的特别称呼——引者)凡焚烧外小房屋者斩。凡掳掠外小房屋者斩。凡犯第七天条(第七天条即‘不好奸淫邪乱’，包括奸淫妇女、吸食鸦片、唱邪歌等——引者)，如系老兄弟定点天灯，新兄弟斩首示众。凡强奸妇如喊冤，定即斩首示众，妇女释放。如系和奸，即属男女同犯天条，男女皆斩。凡奸老弟，如十三岁以上皆斩。十三岁以下，专斩行奸者，如系和奸者斩。”[16](P1282~1283)其他如《太平条规》、《原道救世歌》、《千字诏》、《醒世文》、《天情道理书》、《天条书》对太平军的军纪律令也分别有详细的规定。像太平军这样如此详细、严密的军令在中国历代农民战争中是首屈一指的。这可以反证太平军军纪有充分的法律条文保障，远胜于以往。太平天国前期(即天京事变以前)军纪十分严明。在此仅略举几例：太平军在湖南时，曾国藩在与各州县绅耆书中称：“……遂有一种莠言，称颂粤寇，反谓其不奸淫，反谓其不焚掠，反谓其不屠杀，愚民无知，一唱百和。”[17](p103)太平军在湖北时，“逮逆党由长沙陷武汉掳劫之局为之一变：始则专掳城市，不但不掳乡民，且所过之处，以获得衣物散给贫者，而散谣言，谓将来概免租赋三年，乡民德之，以致……贫者方毕贼来，藉可肥己……甚至贼至争迎之，官军至皆罢市。此等悖惑情形，比比皆然，而以湖北为尤甚”。[18]太平军进南京时，李秀成在自述中记载当时情形道：“安民出一严令：同安民家安民，何官安兵，无令敢入民房者斩无赦；左脚踏入民家门口者，即斩左脚；右脚踏入民家门口者，即斩右脚；故癸好年间，上下战功利，民心服。”[19](p486)对此，连曾国藩也不得不承认：“粤匪初兴，粗有条理，颇能禁止奸淫，以安裹胁之众，听民耕种以安占据之地。……傍江之民，安之若素。”[12](p439)对太平军进行考察过的外国人称赞太平军的记载也为数不少，在此不再赘述。天京事变后，太平天国朝纲紊乱，组织复杂，清军降军众多，太平军军纪有所松弛在情理之中，尤其是太平军中出现了“害群之马”。李秀成自述称“刘(官方)古(隆贤)赖(文鸿)三将杨辅清害起，百姓死者，此等之人。主不问政事，不严法章，不用明才作政，故而坏，由此等之人坏起。后坏民是陈坤书、洪春元之害。……前起义至此，并未有害民之事，天下可知。害民者，实这等人害也。”[19](p499)后来又有地方上的土匪、枪船势力渗透进入太平军，加之因战事而失散的部队仍打着太平军旗号劫掠乡村，更有强盗土匪，纠集成群假冒太平军以威吓乡民，而一般群众难以分辨，都委罪于太平军。实际上害民更多的是这些势力。当时外国传教士麦高文撰文说：“其致令人民受灾劫最惨者，非官军及太平军，而为毫无管制的土匪。土匪有临时铤而走险的，也有常年惯匪。……每当一城失守，种种毁坏、强奸、抢劫——所有加之于太平军的罪行，皆土匪所为。……人称土匪为‘本地妖魔’。”[20]但忠王李秀成率领的部队爱民如故，军纪军规仍获得一片称赞。
为何在当时的文人记载中会出现大量描述太平军掳掠百姓，甚至滥杀无辜的记录以至今日仍有人反复进行炒作呢？据简又文先生考证，分别有4条原因和4条准则：由当地人民或难民中仇恨太平军者，恶意制造以泄其愤者，或有因小事发生，辗转讹传，逐渐夸张而成大事者；由于清吏因政治军事关系，蓄意诬蔑而凭空捏造或故意传播谣言，加重其恶劣程度，以诋毁太平军，冀煽动人民及外人一致敌对之；上海是此种污蔑太平军军纪的谣言制造厂，而制造人则是一班中外市侩奸商；当时有计划、有宗旨专门制造兼利用此种谰言谣言最得力的以上海英国军政当局为首。至于大肆丑化、诋大肆丑化、诋毁太平军的主要方式分别是：凡清军的暴行极力掩饰；太平军稍有不足，极力暴露，不惜夸大其辞，言过其实；凡一概有损于太平军的谣言，不问是非，尽量采录；常常无中生有，凭空杜撰，或颠倒是非，歪曲事实，掩盖真相。[16](p1348~1352)第三，关于清军及中外联军大肆屠杀人民，破坏社会经济的史料记载更数不胜数，下面仅略引述，以观其概貌并与太平军进行比较。1.八旗清军的暴行。当太平军进攻湖北时，“湖北大营患潮勇横恣，罢遣之归，乃益道掠，公奸良民妇，衢市所至焚，愚民以为官兵不如寇”。[21]曾国藩也说：“近日官兵在乡，不无骚扰，而在岁潮勇有奸淫掳掠之事。民间倡为谣言，反谓兵勇不如贼匪之安静。”[17](p1417)又如江南大营的清军，“溃败后之掳掠，或战胜后之焚杀，尤属耳不忍闻，目不忍观，其惨毒实较贼又有过之无不及。余不欲言，余亦不敢言也”。[22]2.湘军大肆劫掠滥杀无辜的情形。谭嗣同在评价湘军时说：“湘军以戮民为主。城邑一经湘军之所谓克复，借搜缉捕匪为名，无分良莠皆膏之于锋刃，乘势淫掳焚掠，无所不至。卷东南数省之精髓，悉数入于湘军，或至逾三四十年，无能恢复其元气，若金陵其尤凋惨者也。”[23](p345)范文澜也指出：“湘军攻破一城，就是屠一城，也就是洗劫一城，所谓城破时，百物同归于尽，就是全城生命财物，顿时化为乌有。”[12](p438)英国副领事富礼赐也说：“前在安庆，清军大杀三日，全城男女老幼无一留存，长江为无首之尸体填塞。以前，我常以为太平军实是强盗性质，但看过了两方面许多之后，我对于清军方面亦无较好的印象。”[16](p1526)又如在南京，湘军入城后，罪孽与灾祸随之俱来。他们到处放火、劫掠，逢男人便杀，见妇女便虏，其幼孩未满二三岁者亦斩之为戏，掳奸女人少女，大致40岁以下、10岁以上者，悉遭奸淫，死难妇女难以计数。30年后，谭嗣同至金陵，见到的情景是：“顷杀金陵，见满地荒寒气象。本地人言：‘发匪据城时，并未焚杀，百姓安堵如故。终以为彼叛匪也，故日盼官军之至。不料湘军一破城，见人即杀，见屋即烧，子女玉帛，扫数悉入于湘军，而金陵遂永穷也。’至今父老言之，犹深愤恨。”[23](p466)湘军杀人完全是在其统帅曾国藩的亲自指导下进行的，如攻吉安时，曾国藩提出：“只求全城屠戮，不使一名漏网耳。……如似九江之斩刈殆尽，则虽迟亦无后患。”[24](p388)他又在一封给曾国荃的信中说：“克城以多杀为妥，不可假仁慈而误大事。”[24](p726)当安庆被攻陷后，他听说全城太平军“诛戮殆尽，并无一名漏网”时，在信中表示“差快人心”。[24](p769)当他听说李鸿章在苏州大量杀降时，他又在信中表示：“此间近世，惟李少荃在苏州杀降王八人最快人意。”[24](p1061)像这样一个真正“杀人如麻”、专以杀人为快的“曾剃头”竟被人说成对中国有重大贡献，又不知根据何在？3.淮军及中外联军在江南的肆虐。淮军一出世就在英法列强全副武装下走上了打击太平军的战场。其暴虐行为与外国侵略军不相上下。当时的报纸记载：“自从普洛特提督阵亡之后，法军即有如恶鬼，滥行屠戮男女老少居民。真理要求我们承认，英国士兵也犯了同样令人憎恶的野蛮罪行，不但对太平军如此，就是对于那些无力的无辜居民也是一样。这真是一件奇怪的事，但事实的确如此，太平军从未对于那些落到他们手中的欧洲人进行过报复行为。”[25](p424)据呤口利记载，李鸿章在向洋人报告自己执行的任务时，曾提出可以割下1300名太平军的左耳献馘。程学启在占领太仓后为了搜罗人头，屠杀了几百个和平居民用以充数。据不完全统计，1863年7月29日，中外联军占领吴江县时，程学启杀俘虏3000余人，随后攻占苏州时竟又屠杀降兵20000余人。12月占领无锡时被杀居民不下6000人。1864年4月联军占领江阴时，至少有8000人(其中大多是乡民)被杀死。5月份占领常州时，守军及其家属10000多人被杀。[16](p1464~1473)。
通过太平军与清军及后期的中外联军的对比，我们可更加清楚地看到清军在战争中所造成的破坏及滥杀无辜的情形远甚于太平军，太平军只杀贪官污吏和地主豪绅，且数量有限，而清军则喜杀无辜百姓，甚至以杀人多少为衡量战绩的主要标准，湘淮军统帅竟专以杀人为快。后人在重读这段历史时，应有所鉴别，有所比较，并探究根源，理清真相，倘若是非颠倒，黑白不分，以讹传讹，不说是别有用心，起码也是对历史及历史创造者的不公，更失去了史家应有的人文关怀。
三
有人认为太平天国不仅造成中国近代社会生产力和人口的大量损失，而且“在当时的情形下，清政府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采纳魏源等提出的维新建议”，而由于太平天国打乱了中国探求近代化的步骤，并且使后来的努力如同老牛破车爬高山，因此它“不是推动，而是明显阻碍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我们认为这些论断都是站不住脚的。
当时腐败的清政府能否带领中国走上近代化之路呢？应该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是有一部分经世派如林则徐、魏源、龚自珍包括后起的曾国藩等提出了一些变革的主张，但正如崔之清先生分析的那样：“经世派是一支具有一定社会和阶级基础的潜在政治势力，而曾国藩之流又是其中保守与反动的一翼。从阶级本质上看，他们和腐败无能的满清权贵集团并无区别，也没有根本的对立和冲突。……而且，彼此互相渗透与转化，随着社会地位的上升及权势的膨胀，经世派也逐渐转变为权贵势力。”[26](p133)鸦片战争的失败，对经世派官僚是一个沉重打击，林则徐、姚莹等爱国官员遭到贬斥，龚自珍逝世。曾国藩后来也说，道光晚年，言路闭塞，九卿科道皆不敢议论朝廷政事得失，形成了沉闷僵化的政局。[26](p133)年老力衰的道光帝，因战争大失“天朝”体面，唯求天下太平，于是上下敷衍欺瞒，制造安宁太平的假象，沉醉于歌舞升平中，政治腐败，两极分化严重。那种认为当时清政府很快会接受维新主张的看法根本是一厢情愿。
太平天国真的只会破坏、不会建设吗？实际上，太平天国在所统辖区内的建设卓有成效。苏杭一带，农业生产曾出现欣欣向荣的景象。我们不妨把太平天国期间与清政府撤退和重新占领时江南地区的社会生产进行一个简单的对比。1865年1月上海报纸发表了一位到产地去调查生丝产量的商人的话：“在白齐文到南京去的时候，南京和苏州之间一带乡间是可爱的花园。运河两岸十八里全都排列着房舍，居民像蜂群似的忙碌着，处处显示出这些人民有理由可以预期到的繁荣景象。自苏州复归于清军之手后，这些房舍及无数桥梁全都消失了。整个十八里之内没有一幢房子，四周乡间，举目荒凉。人民畏清兵如豺虎，一见就惶惶逃命。看不见男人，看不见妇女，看不见儿童，也看不见任何一头牲畜。……在通往无锡的路上，遍地荒芜，荆草漫生……布满了数不清的白骨骷髅和半腐的尸体。……前进得越远，地方上的情况就越坏，一言以蔽之，整个情况是‘一团槽’。我不禁想到现在我要去寻找在太平天国治理下的繁荣产丝地区中的桑树是徒劳的。”[27](p566~568)连长期敌视太平天国的《中国邮报》也不得不说：“断言太平军占据的地区正是赤地千里未免有点夸大其词。他们占领了生丝的主要产区浙江湖州，长期以来运到上海的生丝大部分来自他们的占领区；绿茶产区杭州和安徽太平也有相同的情况。……农作情况要比清政府统治时期好！”[28](p65)1860年5月太平军占领产丝的主要地区苏州后，丝的出口增至88754包，创历年出口最高值，随97后两年分别有73322包和83264包。同时茶的出口也从1860年6600万磅激增至1863年的11900万磅。呤口利说：“这些统计数字比任何历史和依据更有力地证明了是谁破坏了太平天国以前的土地，太平军据有并治理有价值的产丝地区的时候，丝的生产和出口数目之大为前所未有。可是英国把这些产地化为战场，并驱走太平军以后，丝的产量就马上跌到太平军统治时期的半数了(46863包和41728包)。”[25](p697~698)苏州是当时的商业中心，“百货云屯，流民雨集，盛于乱时倍蓰”。其他市镇也“繁荣兴旺，贸易发达”。如盛泽镇“居房达五千户以上，商店鳞次栉比。……各项消费品都极为充斥”，无锡“各镇口热闹如城市”，东亭镇“商贾往来如织，小市遂为雄镇”，宜兴大浦镇“商贾云集，交易日数十万余”。《剑桥中国晚清史》的作者也评价说：“一般说来，在太平天国控制的那些未受战争严重破坏的地区，农民的状况是有所改善的。……太平天国占领区的经济，无论是商业或农业部门，租税负担一般都比旧政权时要轻。太平天国的商业税不像无处不施行的厘金税那样泛滥成灾，而且显得条文比较合理，施行中的弊端也少一些。”[29](p319)这种认识在西方学者中很有代表性。
太平天国阻碍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吗？这种看法更不能成立。实际上太平天国开创了中国走向近代化的道路，加速了中国走向近代化的进程。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太平天国给中国人民思想观念上带来了巨大的变化。呤口利说，“太平天国使中国人抛弃了两千多年来一直牢牢扎根在中国人思想中的邪恶和民族陋习，那种因循墨守，闭关隔绝，冷淡麻木，不可救药的中国不得不向这个新兴的力量缴械投降，不得不向这位无名的教师洪秀全低头屈服，两千多年来的传统积习，古代圣贤的名教格言，世代相仍的放荡淫逸和偶像崇拜全部涤除于一旦”。[25](p243)同时代的外国人评价道：“古老的中华帝国正从若干年的沉睡中复活，擦掉眼里的尘埃，疲倦地打着呵欠，注视着它周边的民族如雨后春笋般地成长起来。……欧洲人和美国人相信，这个国家已从内部开始活动了，这些有生命力的迹象使他们对中国的未来更充满希望。”[30](p123)容闳在《西学东渐记》中在论及太平天国革命的影响时也说：“天假此役，以破中国顽固之积习，使全国人民皆由梦中警觉，而有新国家之思想。”[14]
其二，太平天国政权有某种程度的开放性，且远远超过盲目排外的清王朝。太平天国的法律规定，外国人在辖区游历或“经营商业均可自由出入，随意进退”。呤口利说：“他们既然开放了全部领域，准许外国人自由来往和通商，那么他们将来也一定会同样开放全国的领域的。太平天国已经将清政府对待‘外夷’和‘洋鬼’的闭关政策和排外政策一变而为亲善友好的政策了。现代欧洲的各种进步事物可以源源输入中国。”[25](p262)他们还主张“输入欧洲的科学和工业——这些似乎永远都是他们的主要愿望和决心”。连林绍璋这样没有太大作为的将领，也“熟悉地理和机械书，还收藏有许多关于西方文化和科学的附插图的参考书，他们是经常研究这些学问的”。[31]其他如李世贤、谭绍光等人也对西方物质文明怀有浓厚的兴趣。第一位留美的中国人容闳与干王洪仁多有交情，认为他很了解英国及欧洲列强所以强盛的奥秘，从而视他为通晓西学的知音。洪秀全虽不了解西学，但“对于引进欧洲的进步事物，诸如铁路、蒸汽机等类的东西极为赞成”。[31]这与盲目排外的咸丰帝形成鲜明反差。
其三，太平天国提出了中国近代第一个全面发展资本主义的纲领——《资政新篇》，并且在“师夷长技”上也走在最前列。有人极力否认《资政新篇》与太平天国的联系，将其说成是洪仁个人经历的产物。实际上，走向近代化是鸦片战争以后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时代趋向，是中国社会先进阶层的共同主张。当时提出近代化主张的不仅有《资政新篇》，还有冯桂芬的《校庐抗议》、郑观应的《救时揭要》、容闳向洪仁提出的七条近代化建议等等，说明已是当时一种流行趋势。而且太平天国后期，已经开始军事近代化活动，比洋务派的行动早几年，1860年洪仁就向天王建议用巨款“百万买置火轮二十个”组成一支新式海军舰队与湘军水师争衡于长江之上。李秀成与中外联军对峙时，“最关心的是外国武器”。1863年8月，他缴获了轮船“高桥号”，立即下令抽调将士教练“西兵之法”，还设置专事修理西方武器的“洋枪官”。陈玉成、李世贤、杨辅清、韦俊等将帅都组建了直属的洋枪队，配置大批洋枪洋炮。因此在考察洋务运动的源头时，不能抹煞与忽视太平天国的社会实践。著名太平天国史研究专家崔之清先生评价说：“可以预测，太平天国如果取得胜利，一定会倾力投入近代化国防和生产建设，在变革深度和广度上可能比洋务运动更胜一筹，《资政新篇》的构想当可部分付诸实施。”[31]
其四，太平天国运动客观上使以曾左李为代表的地方督抚势力得以壮大并保有足够的权力，从而推动了中国洋务运动的勃兴，促成了中国近代化运动的正式萌动。因此认为太平天国运动阻碍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的说法是不能成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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