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湘军的兴起与清朝权力结构的变化
蒋方震（民国时期军事学家，保定军官学校校长，代理陆军大学校长，著有国防论、新兵制、新兵法等书）曾说：“湘军，历史上一奇迹也。书生用民兵以立武勋，自古以来未尝有也。谚有之，秀才造反，三年不成，而秀才则既成矣。”《五十年来军事变迁史》
1、湘军产生的历史背景
与清王朝封建统治的衰落，八旗绿营相继丧失战斗力分不开。
清八旗建于入关前，23万左右，主要是满人，大部分驻京师，小部分驻各省主要城镇。绿营建于入关后，主要是汉人，驻各省。兵制，世兵制，即一人在任，全家编入兵籍，由兵部掌握，父死子为兵，世代相承，主要官职是满州人。总督巡抚，节制一省绿营，带兵是武官，以文治武，总督巡抚加提督衔，可以节制本省绿营，防止武官拔扈。绿营在清初是很有战斗力的，但随之而久，战斗力下降。绿营的弊端：一是调遣方法，平时分驻各地，战时零星征调（抽选数营），统领之将并非平日本管之官，将不知兵，兵不知将，必然造成部队的散漫。二是差操不分，承担解送、守护、缉捕、缉私、承催，致使绿营全力应付差役，置操练于不顾，“射箭、箭虚发，驰马，人堕地”（嘉庆皇帝检阅）。三是内部腐化，钻营、奉迎、取巧、油滑、偷惰、剋扣、冒饷、窝倡、庇盗、开赌场、吸鸦片（可参考罗尔纲《绿营兵制》）。太平天国兴起后，绿营没能阻止起义的爆发，统治者为了控制局面，下令各省举办团练。1853年，清任命十省在藉官僚为督办团练大臣，任务是团练乡兵，镇压土匪。湘军就是在此背景下建立起来的。
团练是依靠地方乡绅组织起来的武装力量，嘉庆时曾依靠团练镇压了白莲教。其方针是坚壁清野，组成堡垒，使白莲教得不到给养，其粮饷取于民。曾国藩，湘乡人，字伯函号涤生，进士，理学家，任过礼兵吏刑工部侍郎，1852年因母殁回籍守丧，第二年即受命督办湖南团练。曾国潘在湖南办团练就提出，以前的办法不行，应把团丁（团练）改为官勇，粮饷取之于公家。另一方面，要独立于官军之外，而以明将戚继光的“戚家军”为准。这样，曾以原来罗泽南的“湘乡练勇”千余为基础，加上江忠源的“楚勇”扩编成湘军。1854.3，建成水陆两军，陆军十三营，水师十营，一万七千余人。
2、湘军的特点：
①兵将的素质和来源：不要兵痞及守备以上的绿营将领，强调要用偏僻地区的山乡居民，凡是有市井气，衙门气，油头滑面的，概不收用。他们有强壮的身体，比较落后，易于驱使，将领主要是士绅地主，选将的标准“忠义血性。”无论士兵将领，主要都是湘南人，将领都有同乡、同学、师生，亲友等关系。士兵则以一乡一村同在一伍，每一营都是语言相近性情相通的同县人。召募士兵时，互相之间都要承保，打上手印，造成花名册。形成层层封建关系互相连结。
②编制实行“兵为将有”制度，按戚继光的编制，五百名士兵为一营，营官上为统领，控制二至十几个营。曾国藩先设官，然后由官召兵。如果统领或营官换了，其军营就全部解散，由新统领营官重新招募，这种编制，使各军、营之间互不相通，全军只服从曾国藩一人。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内部矛盾，增强了战斗力。湘军以将帅自招的募兵制，代替了兵权归兵部的世兵制，改变了兵与将、军队与国家的关系。
③强调军事训练和思想控制。曾国藩本人是一个理学家，所以特别强调对军队进行“忠”、“诚”的教育，认为“凡得忠诚者，可视死如归，无所顾忌”，收到精诚所至，金石为开的效果。曾国藩制定军礼，把长幼尊卑的一套贯彻到军营中，营官可称为“父老”，哨官称为“小兄弟”，士卒则被称为“子弟”，以协调内部关系。还禁止吸食鸦片、聚赌及侵犯妇女。就这样，湘军成为战斗力较强的军队。到1856年，湘军达六万人，几乎尽为湖南人。
曾国藩的学生李鸿章（安徽合肥人），1853年2月，太平军占领安徽省城安庆，杀死巡抚蒋文庆，清廷派工部右侍郎吕贤基往安微办团练，吕奏清李随营帮办，李赴安徽办团练，5年有余，作战多不利，1859年投靠曾国藩。曾国藩要李在安徽召募扩大军队，李鸿章按湘军的建制建立了淮军。
湘军在镇压太平天国过程中起了主要作用（包围安庆、天京、江浙（淮军））。但是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清政府对曾怀有戒备心理，因为他是汉人。1854年秋，湘军打下武昌，咸丰帝很高兴，说想不到曾国藩这样一个书生能建立这样大的功劳（曾只是侍郎），想提拔他为湖南巡抚。旁边一个大臣提醒说，曾是一在藉侍郎，“犹匹夫也，匹夫居闾里，一呼而起，从者万人，恐非国家之福”，直到1860年，曾仍是在藉侍郎。1860年5月，江南大营被打破，清廷不得不在军事上主要依靠曾国藩。8月，不得不任命其为两江总督，1861年11月，又任命他为统辖四省（江苏、浙江、安徽、江西）军务（四省巡抚提督均由他管辖统一调度，原来曾国藩只能指挥湘军，不是地方官，受到牵制，粮饷、住房都有困难）。曾国藩推举李鸿章为江苏巡抚，左宗棠为浙江巡抚，沈葆桢为江西巡抚，就这样，这些人逐步地控制了一些地方行政和财政。
3、湘军与晚清政局
湘军的兴起，标志着以曾国藩为首的汉族地主经世派的崛起。他们的崛起，使清封疆大吏由权贵当权变为经世派当权。促使清地方官员中满汉比例的变化，1861年到1890年，任命的44个总督，汉人占34个，其中大半是杰出的乡勇领袖。巡抚117人，汉人104人，半数以上为勇营出身。就是说，他们中多数是通过军功取得权力的。他们中的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刘铭传、刘坤一、郭嵩焘等，都成为晚清政治有影响的人物。
这些经世派与权贵派的大官僚有很大的不同。权贵派安富尊荣，“但求苟安无过，不求振作有为”，而经世派则原来的社会地位不高（有一部分是小官吏，小绅士，训导，知县，知州等），常常有身家性命的现实危险。左宗棠就说，他以“独富之家，处众贫之地”，只要“一夫狂呼”，自己就必“先为祸首”，所以他们从关心自己身家性命出发，进而关心本乡本土的安全，进而关心整个地主阶级的命运。他们对清的腐败不满，但也不失去信心，要扶这将倾的大厦，所以他们以“不要钱，不怕死，不恋官”相号召，“自立准绳，自为守之，并约同志者共守之”，他们比起腐朽的权贵来，确有一些新的精神。他们运用中国地主阶级长期积累的政治经验，镇压了太平天国，结束了清朝土崩瓦解的危险局面。由于他们比较注意现实，所以在他们中出现了最早的洋务官僚。
另一方面，在清朝借助湘淮军渡过危机的同时，也面临着新的危机：地方督抚力量的强化与离心倾向的加强，高度中央集权权力开始下移，“外轻内重”的局面开始出现。
过去，皇帝严格限制和分散督抚权力。表面上，督抚统掌一省军政、民政、财政、司法诸大权，但督抚必须在皇帝和中央机构的严格监督下行使权力：重大政务奏请皇帝，请旨后方能行事，督抚政府职能部门的官员要由皇帝选派，这些人又各自向中央主管部门负责，可以有不经过督抚的上奏权，兵权、财政权、司法权仍在中央。
而现在，随着湘淮军将领被任命为地方大吏，督抚自己控制一部分军队，这些军队“兵为将有”，非经本人同意，中央难以调遣，兵部除绿营之外，各省勇数不能知。各省督抚借口弹压，多招勇营。
财政：原由户部总经管，地方将收支作预估，送户部，然后由户部在春秋两季拨款，省布政使司是户部的派出机构。战争中，国库无款可拨，清政府不得不同意督抚“便宜行事”，各省自己截留税收，自己等饷，厘金成为督抚的重要财政收入，督抚专门设局筹防，直接控制一部分财政权。中央被迫承认地方这种权力，把尽数报拨改为“按年定数指拨解部”。
司法：原死刑案一律上报刑部审批，中央掌生杀大权，太平天国时，清不得不同意地方办案可先斩后奏，“就地正法”不必报中央审批。
行政权人事：清中期以前，行政人事权统于中央，总督综制文武，但其属下的布政使（掌行政、财政），按察使（掌刑名按劾）都是中央派出官员，而非省总督巡抚的属官，各自对上负责，互相牵制。咸丰以后，由于财政权、军权下移，布政使、按察使成了督抚的属员。原来，总督保举官员只能是文职道府以下、武职副将以下者。曾国藩担任四省总督以后，保举一批湘淮军出身者为巡抚总督，督抚扩大了官吏的支配权。
外重内轻的局面逐渐出现。此后，清廷的重大决策都必须征求重要督抚的意见，上下磋商对话后才能作出决定，督抚们也从自己利益出发，影响和干预中央决策。清政府曾几次振作，希望收回督抚权力，一直未能如愿。——它是20世纪初军阀割踞的先兆。
曾国藩幕僚赵烈文同治六年六月二十日日记记载了他与曾国藩的一段对话：“曾言京中来人说，（京）气象甚恶，明火执仗之案时出，市肆乞丐成群，民穷财尽，恐有异变，奈何？”余日：“天下治安，一统久矣，势必驯至分剖，然主威素重，风气未开，若非抽心一烂，则土崩瓦解之局不成，以烈度之，异日之祸，必先根本颠仆，而后方州无主，人自为政，殆不出五十年矣。”这里深刻反映了上述变化的影响。
二、关于曾国藩的评价问题：
百余年来，对曾国藩的评价，从“古今完人”到“汉奸、刽子手、卖国贼”，观点相差很大。
解放后，相当长一段时间，视曾为“中国数千年尤其是两宋以后封建统治阶级一切黑暗精神的最大体现者，又是鸦片战后百年来一切对外投降对内屠杀的反革命的汉奸刽子手们，安内攘外路线的第一个大师。”（范文澜：《汉奸刽子手曾国藩》）
近年来：一种观点主张对曾采取分析态度，既反对全盘否定，也不同意全盘肯定。对其倡导洋务运动方面给予肯定，不再把汉奸的帽子戴在他头上，但由于曾国藩镇压过太平天国和捻军，所以又认为他“用革命人民的鲜血染红了顶子，他将永远为革命人民所唾骂”。总体评价上仍给予否定。
另一种观点持基本肯定态度，认为以镇压太平天国和在办理天津教案中向帝国主义妥协作为理由，对曾冠之以“汉奸”、“卖国贼”的帽子是不符合实际的。曾国藩是为清朝效忠，是由他所处的时代决定的，并且在外交上，他也不是一味委曲求全、妥协投降，也进行过一定的抗争，强调对洋人要据“理”（条约基础）力争，是有一定道理的，力求妥协退让的是以慈禧为首的朝廷主政者，曾不过是替罪羊。
在镇压太平天国问题上，提出太平天国本身也有过失，它并没有给农民带来解放，只是换种名义把农民束缚在封建剥削制度之下，没有代表或建立新的生产关系，不加分析地反对以儒家文化为主流的中国传统文化，对当时和后世社会都产生了不良影响，因此，“曾国藩打败了太天平国，避免了中国历史倒退到神权政治的黑暗时期。”（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第6册，自序》）
也有的认为：太平天国与清王朝两个政权都是封建政权，所以消灭或巩固哪一个都是一样的。不必因它源于农民而予以特殊同情，“正是以曾国藩为代表的湘军实现了中国重新统一重建社会秩序，恢复和发展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历史任务，其历史功过是不言自明的。”（徐泰来：《论曾国藩的历史作用和地位》，《湖南师大学报》1995.5）
评价历史人物的原则，“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方面论、阶段论）不要绝对否定，也要避免一味地拔高，价值判断的尺度应是是否有利于中国社会历史发展。
多层面观察曾国藩
1．从传统观点来看，曾国藩是一个把封建道德和政统结合得比较好的人物。他是地主阶级经世派的突出代表，注重社会现实问题，注意学习和引进西方先进技术，是洋务活动的倡导者。在实际工作中，他注重整饬吏治的腐败，注重引导、考察和培养人才（他的幕府就是汇集人才之地），懂得用兵之道在人而不在器，会用人；他懂得争取民心的重要性，多次颁令禁止军队骚扰民众。这些，使本不会打仗练兵的曾国藩训练出了一支战斗力很强的湘军。他还注意个人道德修养，曾说：“君子有三条：读书声出金石，飘飘意远，一乐也；宏奖人材，诱人日进，二乐也，勤劳而憩息，三乐也。”他一生注重做人，具有导师气象，不仅影响了同时代人，而且影响了几代人，薛福成：曾国藩“持已所学，陶铸群伦”。
2．从中国近代化角度看，有值得肯定的地方，也有不足之处。值得肯定的是他是洋务运动的倡导者，率先筹设第一家近代军事工厂——安庆内军械所，与李鸿章共同创办江南机器制造局，并设翻译馆，1872年，采纳容闳建议，派幼童赴美留学，这些，都是值得肯定的。
但曾也有局限，以他的地位、能力，他当作出更大的贡献。当时他是有成为作出象日本维新派那样的功绩的实力和条件的，这不是对他的苛求。1868年，日本结束了幕府统治，确立天皇体制，但如何发展，仍处于十字路口；1871年，日本曾派出了一个大型使团到欧美考察，成员包括政府重要成员，参议木户孝允，大藏卿大久保利通，工部大辅伊藤博文等，经过考察，回国后提出了一系列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政策，兴办工业，殖产兴业，推行地税改革，依靠国家权力强制推行近代教育，实行文明开化，设立政体调查局，考察宪法，宣布渐次召开议会等，正是在这些主张的推动下，经过30年左右的努力，日本由弱变强。这一切与当时维新派起的努力分不开。
60年代，以曾国藩为首形成了洋务派，中央掌握总理衙门，地方上掌握重要省的政权，他们提出设立工厂，但却始终没有制定出一套工业化的计划，他们兴办教育，但是却只是着眼于实用、局部需要，他们派幼童留学，但自己从未想到要出去考察一番，他们建立海军，但最终变成增强个人实力的砝码。支配曾国藩思想的始终是重新振兴清朝，他主张求富求强，讲究的是“铢积寸累”的方式，固守于“中体西用”的范围之内。
所以，如果从当时中国社会来看，即客观形势已使中国社会发展转型的时候，中国正一步步近代化就不能自存自立的时候，他的局限，又一定程度上延误了中国的近代化，是洋务运动成效不大的重要原因。
3．在外交问题上，当然，制定对外政策总方针的是清政府，曾国藩主要是一名执行者，但是，曾国藩个人承担的责任也不应忽视。因为清朝传统体制，是督抚办外交，后来有了总理衙门，但这种体制仍未完全改变，南北洋大臣由两江、直隶总督兼任，在办一些外交问题上，具有独立于总理衙门之外的权力、直接向皇帝负责，在这种体制下，作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曾国藩个人的作用不可低估。他的办外交的指导思想是“忠信”原则，即强调应以对外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为准则，凡条约上有明文规定的，决不去争。如有争端怎么办？他认为要“据理”去争，并认为“凡小事苟无大悖，且以宽舒处之”、“皆可置之不论”。这种外交思想的最大失误，是只考虑平息事端，而根本不为国家、民族、利益着想。国家、民族利益是外交斗争的最基本原则，况且近代条约都是不平等的，都是损害中国国家和民族利益的，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办外交，只会妥协、损害中国利益。
4．镇压太平天国问题，前提是，太平天国是否有正义性，是否逆近代化而动。尽管太是单纯农民运动，走向封建化，乃至失败，但不可否认，它作为清政府的对立面，作为农民不堪压迫和剥削起来反抗，具有正义性。处在近代社会条件下，太平天国并不完全与历史潮流而背，而是一定程度上顺应这一要求，如主张与各国在平等的基础上友好往来，进行平等贸易，严禁鸦片，《资政新篇》的提出和洪秀全的批示，表明太平天国领导人的新倾向：主张学习西方长技、教育、司法体制等。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完全是从巩固清王朝的统治出发的，是一种自觉的行为，我们不应盲目肯定。
三、晚清政治体制的局部调整
1、辛酉政变
1861年11月，那拉氏勾结恭亲王奕讠斤，在北京发动宫廷政变，杀了载垣、端华、肃顺，夺取了最高统治权，这一年是辛酉年，称辛酉政变。
二鸦后，外国侵略者取得了大量特权，也认识到可以利用扶持清政府，达到自己目的。而经过二鸦，清政府内部分化成二派，肃顺一派和以奕讠斤为首的一派。肃顺一派（载垣、端华），主张镇压太平天国，对外不愿放下“天朝”的架子，害怕侵略者与国内反清力量结合，有一种疑忌心理，故而对外国侵略者不那么容易驯服，如1857年英法联军入侵广州，御前会议上肃顺主战，反对沙俄对东北领土的侵略要求，斥《瑗珲条约》为“一纸空文”。而奕
讠斤通过与侵略者的接触，认识到侵略者并不想取代清朝，所以在《北京条约》签字后，提出一系列主张，中心是对侵略者“待以优礼”，以借助侵略者，镇压太平天国。二派在实质上没有什么不同，不同的只是肃顺集团是惧夷结民，奕讠斤集团是“借夷剿民”，中心是维护封建统治。当时咸丰在热河，周围是肃顺等人。1861年8月，咸丰病死，立六岁的儿子为皇太子，命载垣、肃顺等八人为“赞襄政务大臣”。这样，肃顺等掌握了实际权力。
那拉氏，懿贵妃，载淳继位后，被尊为皇太后，“圣母皇太后”（皇后为母后皇太后）。那拉氏想干政，肃顺等人常用“祖制”、“家法”进行干预，所以发生矛盾，于是想策动政变。她拉笼东太后同意了垂帘听政，并与奕讠斤联络，利用把咸丰帝的灵榇运回北京的机会，设计逮捕了肃顺、载垣、端华等，分别斩决肃顺和赐令载垣、端华自尽，其余王大臣或免职或充军。命奕讠斤为议政王，在军机处行走，夺取了权力。1861年11月11日，为载淳举行登极大典，即皇帝位、改第二年为同治年。12月2日，在养心殿垂帘听政。
辛酉政变，慈禧——奕讠斤集团战胜了肃顺，此后，清政府的内政外交政策开始发生新的变化，这就是“借师助剿”政策的确定。
原来，列强就曾多次暗示或正式提出过可以以助剿换取修约，但清廷认为不能引狼入室，当作毒饵而拒绝。天津、北京条约签订后，列强在一系列权益到手后，改变对华政策由“中立”改为“合作”，通过保护清政府以使纸上的条款得以落实，一再表示愿意“助剿”。清统治集团内部，奕讠斤等人同意，但也有不少官员反对。辛酉政变，使奕讠斤一派得胜，“借师助剿”真正得以实现。1862年2月发布上谕：“上海实属万分危急，借师助剿一节，经总理衙门与英法驻京使臣商酌，上海为通商要地，自宜中外同为保护。”1862年，英法联军与太平军在上海激战（一千一百余英军，法军五百多名），清政府与列强共同镇压太平天国的局面形成，标志清政府被迫改变闭关拒夷的传统政策，开始了中外勾结。
2、成立总理衙门：
一鸦前，清政府没有办理外交事务的专门机构，主要由礼部和理藩院兼任。具体对外交涉事宜由两广总督兼理。一鸦后，设立“五口通商大臣”，由两广或两江总督兼任，专门管理对外通商、交涉事宜。因此，在1861年以前，外国人与清政府打交道，只能与总督巡抚进行，不能与中央直接打交道。外国侵略者对此十分不满。
1861年1月，恭亲王奕讠斤适应这一要求，奏请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简称总理衙门、总署、译署，1862年1月正式批准设立。其大臣，就是奕讠斤、文祥（户部左侍郎）、大学士桂良，后增加，最多时达12人。总理大臣是由皇帝指派的，其职权范围主要是管理外交，但后来不断扩大，经管了通商、海防、军务、关税等事务，成了和军机处平衡的机构。其下属的南洋通商大臣，掌握长江以南对外交涉、通商事务，由两江总督兼任。北洋大臣管理北方通商口岸关税及海防等，实际权力重于南洋大臣，由直隶总督，主要是李鸿章操纵。所以清后期许多外交事务，都由李鸿章担任。
总理衙门的成立，对中国社会发展起了一定作用。
总理衙门管理的事情不仅是外交，还包括了一系列洋务活动，（矿务、机器、铁路、电线、购置军械、枪炮）被称为“洋务内阁”。总理衙门成立后，即奏请设立北京同文馆，成为第1个外语学校，1866年，又奏设天文、算学馆，1871年，曾国藩、李鸿章应容闳的请求，联名上奏清廷，主张派幼童赴美留学，1872—1875年，主持了四批幼童赴美留学工作。
总理衙门成立不仅仅是成立一个新机构的问题，也代表了清政府对外体制的变化：变拒斥外国人为不得不与洋人打交道。自总理衙门成立后，清政府结束督抚兼办外交的局面，才开始了真正近代意义上的外交活动。
1876年，清政府在伦敦建立了第一个驻外使馆，第一个驻外公使郭嵩焘到达伦敦（驻英法公使）。接着相继任命常驻美、西、秘鲁，日、德、法、俄各国公使，80年代增设驻意、荷、奥地利、比利时公使。1976年，总理衙门制定出使章程十二条，规定了驻外人员的品级、薪俸和年限等，使中国遣使驻外制度化、正规化。同时又使中外关系在一个方面实现了对等化，即打破了多年来只有外国使领常驻中国而没有中国代表常驻外国的局面，中国外交从单向变为双向，相互间完全的国家关系至此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