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这个本身具有内在矛盾—为了加强农民政权，却又会改变农民政权的性质的纲领，这是关系于太平天国前途何处去的至重至大的问题，天王洪秀全如何对待、如何处理这个重大的问题呢？
即使太平天国取得了胜利，但要真正实现所确定的目标，也是很困难的。还必须和自身的封建性做艰巨的斗争，“包括严重的宗教迷信，高度集权式的皇权主义统治，存在于诸王中的腐败现象，经济上的平均主义以及太平天国群众的小生产者的自发倾向等等。”但这些不足作为农民阶级领袖是不可能克服的，主要是因为农民阶级的落后性，不能改变生产关系，而且其思维结构也难以接纳这种质变性的社会改革。以李秀成为代表的农民将领们因阅历与文化水平的局限，无法理解洪仁玕的政治抱负，不能有效配合他的改革措施。至于天王洪秀全个人对待资政新篇的态度怎样呢？他虽然比他们看得高看得远，但是，农民阶级的意识感情并无二致。多年的游历、漂泊，让他获得迥异于普通中国人的洞察力，但几年宦海浮沉却让这一切重新丧失。
在太平天国的人物中，洪仁玕的见识、学识都有过人之处，《资政新篇》的历史意义再怎么评价，也是不过分的。但他是语言的巨人，行动的矮子，而且到了最后，甚至毫无愧色地推行起自己曾激烈反对的“恶政”来。归根结底，洪仁玕身上所透出的两面性，其根源在于他的“家天下”思想。他原本主张变法、主张改革，是认为“事权不一”，中央权威不受尊重，而实际上所谓“中央”，无非是洪氏而已。因此当大将们滥封官职时他严厉抨击，但洪秀全和他本人更疯狂的滥封，却被他熟视无睹。说到底，他反对的哪里是“滥封”，仅仅是“非洪氏的滥封”而已。
他原本希望通过改革和思想建设，实现全国上下思想的统一，但这个统一说到底，是统一到“洪氏江山”上来，因此当洪秀全成功地令他信服，实行洪的一套神权戏法，较诸变法改革可以“多快好省”地达到目的时，他便毫不犹豫地自我否定，成为洪秀全最忠实的吹鼓手，至死不渝，而原本强烈的革新冲动，也畸变为把秀才改为“莠士”、把举人改为“约士”之类的文字游戏癖了。洪仁玕既有公忠体国的一面，也有为洪秀全培植私人、排斥异己的一面，主要表现为建议洪秀全“弱本强末”，广封王爵以削弱陈玉成、李秀成、李世贤、杨辅清等人的兵权。洪仁玕到来后，建议洪秀全对部下实行文明夺权，“宜潜消其党，勿露其形，或如唐太宗之责尉迟恭以汉高故事，或如汉文之责吴不会而赐杖以愧之，亦保全之一道也”。 洪仁玕的一片好心翻为了洪秀全对待部下的一片恶意，客观上洪仁玕的献策无疑是鼓励了洪秀全巧取豪夺的揽权行为，进一步恶化了最高领袖和主要将领的关系。纸上谈兵的结果，未能加强中央，反而搞乱了地方，加快了太平天国的自杀，所以献策者洪仁玕不能以自己出于好心而开脱自己的责任。。干王没有实际的军权，自己不能领兵，他只是靠着洪秀全在那帮着他发号施令，他好多命令都出不了南京城，到外面就没用了。罗尔纲先生把二破江南大营和太平军开拓苏浙的功劳算在洪仁玕头上，其实有失公允。那些功劳均是陈玉成、李秀成等将领所为，洪仁玕不晓兵略，即使有能力也没有实权指挥大局，他能做的只是提供些参考意见供主要将领考虑。一方面是社会条件不允许；另一方面，无论是李秀成，还是洪秀全，还是洪仁玕自己，都不具备实施《资政新编》的领导素质。
1860年十月，他的老朋友、革新派人物容闳来到天京，向他提出改革建议，他虽然赞赏却不能采用，当时容闳便感到“干王居外久，见闻稍广，故较各王略悉外情，即较洪秀全之识见亦略高一筹，凡欧洲各大强国所以富强之故亦能知其秘钥所在，故对于所提议之七事极知其关系重要，第善善不能用，盖一薛居州，无能为役”。 对于洪仁玕孤立无援，无法实现其政治理想的苦衷，容闳还是理解的。他俩的建议无疑是当时中国学习西方的最先进的方案，已经远远超出魏源至60年代初的所有其他中国人的认识和各种方案，这是凝聚着报国热忱和新的时代精神的救国良方。
没有先进阶级领导的农民战争不可能自觉地承担起变革封建生产关系、发展资本主义的历史重担。正是因为《资政新篇》没有付诸实践的基本前提，近代化的改革便不可能顺利起步。
林则徐、魏源《海国图志》睁眼看天下的开风气之先的寂寞衬托的是清王朝的闭目塞听，洪仁矸《资政新篇》名虽政令实则虚文似乎不足为天国扮靓。无论洪秀全别有用心，即或洪秀全蛮认真的，是否就可以认为它是天国领导集体的光辉思想呢？《资政新篇》代表了洪仁矸个人的理论水平和治国意向，它不代表领导集团整体或大部分人的理论水平和政策取向。并非太平天国题中应有之义，而是游离于农民斗争之外的东西。不是一个异端，也会是一个异数。当然个人意向也反映了一种趋向，微弱地显露出先进革命者的极小部分有资本主义近代化的趋向。它还不能代表革命水平和革命理论水平，但很好地说明了：世界资本主义近代化的历史潮流冲击着中国，在太平天国里也激起了资本主义近视眼代化趋向的涟漪。
对资政新篇，洪秀全是叶公好龙、买椟还珠的政治投机，并不准备考虑真的实行它；诸王看不上它；反倒在太平天国的敌人方面获得有识者的认同和赏识，曾府机要幕僚赵烈文看到《资政新篇》后说：“其中所言，颇有见识”，“其长处颇能变通用之，亦未可抹杀”。资本主义近代化不知不觉中会成为先进的中国人的共识。
有人说《资政新篇》“代表了近代中国改革的理论高峰与理论成就”，“正因为诞生了这部有着不可忽视的进步意义、对后世的启示永远也不会过时的纲领性文件，太平天国在我们眼里才不至于显得过于灰暗而绝望”。
对于我们津津乐道的纲领性文件《天 朝田亩亩制度》和《资政新篇》，一直对太平天国关注甚殷，观察长达十余年之久的革命导师马克思一针见血地指出；“出了改朝换代以外他们没有给自己提出任何任务。”这是很令人费解、使人吃惊的，“代表了近代中国改革的理论高峰与理论成就”“对后世的启示永远也不会过时的纲领性文件”在马克思那里竟是波澜不兴、纤尘不动。或则是我们的“近代中国改革的理论高峰与理论成就”在马克思眼里了无新意，仅以为是西方的“理论常识”；或则是高明的理论无补于落后的实践，正如油还是油，水还是水一样，没有融到一块去。
洪仁矸提出的具有资本主义色彩的《资政新编》，虽然有着进步的意义，但是在当时的中国还缺乏足以供其滋长的环境和土壤。
《资政新篇》无法实行是多方面因素促成的。要弄清《资政新篇》难以实施的原因，就要从考察当时客观的社会经济条件和农民阶级是否可以承担变革生产关系的任务来分析。一般学者认为是战争环境造成的，没有和平建设的条件。但这不是唯一的条件，即使太平天国取得了胜利，但要真正实现所确定的目标，也是很困难的。还必须和自身的封建性做艰巨的斗争，“包括严重的宗教迷信，高度集权式的皇权主义统治，存在于诸王中的腐败现象，经济上的平均主义以及太平天国群众的小生产者的自发倾向等等。”但这些不足作为农民阶级领袖是不可能克服的，正是因为《资政新篇》没有付诸实践的基本前提，近代化的改革便不可能顺利起步。” 主要是因为农民阶级的落后性，不能改变生产关系，而且其思维结构也难以接纳这种质变性的社会改革。当时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不充分，市民阶级尚未成长起来，没有形成比较成熟的资产阶级，缺乏相应的社会阶级基础，缺乏先进社会力量的引导，再加上天国政权腐败失去了有力的领导；加之当时紧张的战争环境和内部严重的宗派斗争，当然使其根本无法实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