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渴望太平天国胜利是渴望它在改弦易辙的情况下的胜利，或者期待它在胜利后能改弦易辙，凭当时的现状它是不能也不配享有胜利的。
敌对双方的不能一鼓而胜，终至于双方乃至全社会的三鼓而竭。大屠杀既使清王朝从此一蹶不振，大屠杀也使革命难以为继。悲剧的发生无可避免，曾国藩和洪秀全个人能耐再大也无法阻止它不发生，但个人的努力的得当与否却能影响悲剧的情节、范围和程度。曾国藩、洪秀全拯救危机的努力客观上加深了危机。
只因洪秀全、曾国藩不是良医 ，不会辨症，乱开药方，乱动刀子，大割大泻才至于半亿以上血淋漓四五亿人气惨凄，谁又是为民请命为国延祚的英雄？当历史借他们的手行凶时谁能说他们作为个人毫无责任？过分强调道德的重要性，把社会演变过程解释为善与恶、公与私、量大与量小的矛盾运动。靠挽救道德来挽救国家，靠刀子斩邪留正来挽救道德，这是两人的殊途同归的初衷。洪秀全的“斩邪留正解民悬”，曾国藩的“一意残忍，冀挽颓风于万一”，都在主张救国先救道德，救道德要多杀人，以征战而经营天下、经营道德。适得其反的是，刀子以过半亿的血污使道德蒙羞、使国家丧气，刀子是唯一的胜利者，我们可以结论说，这是中国历史上极不幸、极不道德的一个时期。其中一个促成因素恰恰因为有人要阻止和改变这种不幸和不道德而扬汤止沸所致。
虽然悲剧的发生无可避免，曾国藩和洪秀全个人能耐再大也无法阻止它不发生，但个人的努力的得当与否却能影响悲剧的情节、范围和程度。曾国藩、洪秀全拯救危机的努力客观上加深了危机。晚清太平天国运动时，礼崩乐坏，**未曙真正意义的儒学已然进入末世，而本质意义的西学进入中国却破门而不得其入。曾国藩和洪秀全都跳不出礼的藩篱，都只有用礼来规范社会的思维模式。他们两人的礼教的、宗教的旧东西都是马克思说到“停滞的社会的产物”，洪秀全向西方寻找真理，找到的不是西方的先进精髓如科学、**与自由，而是宗教，或者说是西方中世纪的落后与愚昧。洪对于清，主要是以旧破旧；曾对于洪，仍然旨归于以旧攻旧。
礼崩乐坏，**未曙，旧文化、旧秩序已将完成其历史使命，而新文化，新秩序尚缺乏蓝图。这是造反的好时机，却不是建立新秩序的好时机。“只要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不发生重大的变化，封建的文化结构和层次也就不可能有根本的改变。”经济基础尚未能提出要引进西方共和制度与自由、平等、博爱的要求。**贫血症是中国社会的通病，对洪秀全、对曾国藩都是如此。
洪秀全在政治上没有搞什么近代化，而是因袭了封建的皇权主义。所谓皇权主义，作为思想体系来说，是帝王思想；作为政治制度来说，则是封建君主**政体。”
他宣称天下一家、东西一体的超级**理论，不是主张国与国的平等，不但要拥有中国，而且要称雄世界。他要做全世界的天王、君师、教主和主人。文化、宗教、政治，从物质的到精神的，从躯体到心灵，从生前到死后，有形的到无形的一律由天王**。
洪秀全的**体系和杨秀清的两人的两大**体系分权**，暂时的制衡和相互妥协产生了军师负责制。内讧后中枢为之一空，洪秀全乘机揽权。太平天国后期**主义与无政府主义兼相用、交相害。天王不愿做事，洪氏诸王不会做事，并且限制了别人不能做事；自弃其革命领袖之责任，并使别人不能负其革责任；自违于人民，并严禁李秀成等亲近人民，害怕他们获得人心不利于己；信天废人，不但不善于纳谏，并且几乎杜绝了别人劝谏的机会。别人要做事会做事的他们不放权，担心大权旁落，不是靠勤政和进取保平安，而是靠大家伙碌碌无为，得过且过保平安。高度集权和无政府主义共存，有权的不干事或不会干事，要干事会干事的不肯大胆放权。自然会造成立法无章、大纲紊乱、措置乖方。和清朝难兄难弟的文化**、愚民政策和盲昧主义，使他们不可能对历史发展起多大的积极作用。太平天国运动是中国社会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初期，以洪秀全为代表的农民阶级探索救国救民道路的一次伟大实践。周新国认为，太平天国运动“是因清政府的压迫剥削，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农民问题而爆发，又因提出了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纲领而兴盛，最后由于无法解决现实的农民问题而败亡”。龚云认为“太平天国是一次失败的农民自救运动”。
在与马克思、恩格斯和林肯并生的年代，洪秀全向西方寻找真理，找到的不是西方的先进精髓如科学、**与自由，而是宗教，或者说是西方中世纪的落后与愚昧。限于中国当时的历史条件与社会环境，特别是清朝的落后、保守与封闭，洪秀全不可能找到西方的伏尔泰、卢梭、洛克、达尔文、孟德斯鸠、马克思等人的先进思想，这不仅是洪秀全的悲哀，也是整个民族的悲哀。像太平天国和清朝的战争,前后十四年、糜烂十八省,伤亡过半亿,相当于打了次世界大战.从人数上说,诚然算得上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农**动”;但是,说它是“世界上最大的浩劫”,同样也是不错的,只可惜这会扫了我们中国人的脸.南京大屠杀死了三十万人我们很痛心，但是，太平天国运动我们多死了两百倍我们很舒服、很自豪，因为是自己杀的。自己杀自己，我想要更痛苦才对，自己杀自己又要杀得痛快和自豪，起码先要死了良心才做得到。
辛亥覆满，历时不半年，死亡不数万，代价何少，成功何大，瓜熟蒂落，反而不需要什么什么世界上最伟大的运动来送死催生了。太平天国千百倍于辛亥的声势和规模和牺牲果可以有千百倍于辛亥之意义乎？声不在高要在有理，雨不在大要在当时；革命要有好时机，牺牲要有意义。
晚清是一个最需要进步却最难进步的时代。最大的危机呼唤最大的进步，最大的进步凸显出最大的愚昧。洪秀全的宗教迷狂，义和团的神魂附体，维新和革命的狂躁冒进，都是进步途中的慌不择路和饥不择食。进步和曲折、革命和荒谬在危机中互生着、凸显着，进步的扩大、革命的升级使得力不从心、人不如势的局促和踣跌的惨像比比皆是，表现为“进步与愚昧同行，革命与荒谬齐飞。”时穷节乃见，勇怯愚智忠奸出现大分野，无论可敬可憎可笑都蕴含可悲的一面一总袒露出来了。
现在研究太平天国的人多、成果也多。其成果多，并不全在于它本身如何神圣有光辉，同时也在于蕴含于其中的无意义甚或荒谬。即使研究历史的无意义对于历史和历史学家来说竟自有其意义在，甚或尚有非常之意义在。人类要挑战极限、远离荒谬就必须研究历史的无意义甚或荒谬，这样才地是居安思危而常不危，遇难不惊而难不至的深根固祗之道。太平天国和**无疑为我们提供了良好的资源库。利用好了它，亿万前辈的鲜血才不会白流。前车之覆，后车是鉴。众多国民的集体无意义行为根源于国民性中很深刻的一面，他们战斗到了他们的“山重水复疑无路”，我们根究它，是要探索我们的“柳暗花明又一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