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九年之后，当太平天国的诸多真相被披露之后，马克思不由得十分失望地写道：“除了改朝换代以外，他们没有给自己提出任何任务，他们给予民众的惊惶比给予旧统治者的惊惶还要厉害。他们的全部使命，好像仅仅是用丑恶万状的破坏来对立与停滞腐朽。这种破坏没有一点”建设工作的苗头，显然，太平军就是中国人所描绘的那个魔鬼的化身。但是，只有中国才能有这类魔鬼。这类魔鬼是停滞的社会生活的产物。“说得很明白，近乎痛斥了，恨铁不成钢啊！**时，比这温和一百倍的，也会吃不了兜着走。“魔鬼啊”“丑恶万状啊”,又哪像世界上最伟大的革命家在评论世界上最伟大的农民运动？
李秀成血泪痛陈的“屈误英雄，死去无数之好汉，误死世民，实出吾主之过，不问贤良而用，信臣不专。”被现在某些中国人认为是中伤最高领袖，向敌人卖主求荣的不实之语。其实李秀成与马克思异辞同义，火力并且没有马克思那么足。石达开回顾十余年的战斗经历“转觉驰驱天下，徒然劳及军民；且叹战斗场中，每至殃连鸡犬。带甲经年，人无宁岁；运筹终日，心少闲时。”都和马克思的表述是一致的。
“丑恶万状的破坏”，“没有一点建设工作的苗头”，“这类魔鬼是停滞的社会生活的产物”，这又怎会像是“最早向西方寻求真理的一派人物”先知先觉的洪秀全带出的队伍。
石达开、李秀成革命十多年后的反思得出的结论和马克思九年观察后的反思何其相似！这不是偶然的。
革命是为了开辟新路，革命不是为了引向绝路。清朝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人心思变，渴望有新的政治力量领导新的政治变革。洪、杨可贵在造反有理，可惜在造反无方，寻新路重归旧路，找生路却逢绝路，有正因无正果。一条路走到黑，可能被认为是农民英雄们的气节；但是，对于一个民族来说，听任或者跟着洪秀全颓废的洪氏上帝教条一条路走到黑，则非民族之福。不安旧路是进步的前提，但并非就是新路。洪秀全不安于旧路，但迷路回来还是走旧路，还有摸不着新路回不了旧路的绝路的半亿游魂将会是中国人民心中永久的痛。
洪秀全《原道醒世训》认为“世道乖离，人心浇薄，所爱所憎，一出于私 ”，知私犯私，正说着自己后来的事了。他大声疾呼：“于今夜退而日升矣﹗惟愿天下凡间我们兄弟姊妹跳出邪魔之鬼门，循行上帝之真道，时凛天威，力遵天诫，相与淑身淑世，相与正己正人，相与作中流之砥柱，相与挽已倒之狂澜。行间天下一家，共享太平，几何乖漓浇薄之世，其不一变而为公平正直之世也。”
洪秀全初衷要醒世救世，正己正人，结果事与愿违，于世道人心，损多于利；愿望中的挽狂澜无异推波助澜，半亿人血流成河。对病弱的国民，既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又喜其反抗惜其乱争。不争无志无耻无血，胡争乱争缺乏社会良知也缺乏理智。
湖南安化的李汝昭否定征漕时说“又看粤王声势，动辄掳掠为主，毫无王者之举动，全非霸者之经营，虽然，也是天厌本朝奸贪，助逆诛逆耳”。这段话和马克思的表述惊人地接近，有同情者的观望和失望。比之马克思，语言更富中国士人的温柔敦厚。这是一批比较清醒的知识分子的心理。他们既讨厌清朝的奸贪，渴望有改朝换代、另辟蹊径的王者，但对太平军动辄掳掠的扰民之举不以为然。他们认为太平军和清朝是近乎同质的，他们的斗争最多就是助逆诛逆。洪大全主张太坪军应该行仁义，所过之处，对百姓及其财产“掳七留三”，即说明起事之初即从事过分的掳掠行为。清朝失人心，所以有太平天国一日千里的发展；太平天国失人心，所以会中天折翼，好好的形势急转直下。这样太平军失去了马克思、李汝昭等许多中外的守侯者、观望者、同情者的人心。太平军太容易争取他们了，然而，太平军简直就是推开了他们。
即使洪秀全的政权与清廷同质，或者好一点点，实际上情况也将大不如前，因为百姓和社会已在造反中付出了沉重代价。人力、物力、财力的虚耗已经大大影响了生存和发展。
天京事变后，革命初起时的热情与信念，早已荡然无存，天国之事不可知，太平军将士更为注重的是现实的享受。有改革倾向的曾、左、李只能依附于顽固保守的清政府作弥缝之举，有把革命推进一步的倾向的石达开也只能和对革命怠工的洪秀全决裂。
曾国藩以自己的胜利，否决了百姓们改革现状的要求。曾国藩以其胜利告诉人们，现状是不容改变的；洪秀全以其失败告诉人们，现状是不能改变的。一个从反动立场以强有力镇压革命，一个从革命立场以低质量取消革命。
太平天国革命的最初动机是好的，“斩邪留正解民悬”，但大家的动机并不都是很纯、很明确，操作尤其不完善，有意无意地日益走向其良好愿望的反面，与自己的革命对象不久就同质化了，最终是等而下之。革命者照样成了应该被革命的人。
要造反，苦于君上，无以为生，即可以造反，它以清政府的贪残为理由，而不以造反者的能耐为理由；要开国立政，则又必须同时以自身的能力作为理由。故造反，只要为了自己正当的生存和权益，反暴虐统治，反贪官污吏，反横征暴敛，是不论造反者个人的品性才气的，无赖可以造反、懒汉可以造反、文盲可以造反、儿童可以造反。大规模的农民造反，当然表明那时的政权或社会存在严重问题。造反的理由和能耐不够作为建国治国的理由和能耐。要造反，你针对的是施暴者，施暴者给了你反抗的理由，比清政府差你也行，上面横逆你就反抗；要当家作主，你针对的人们热望的眼睛，是施政行远，新政权等于清政府已经无意义，血汗白流了，如果新政权等而下之，一蟹不如一蟹，那就雪上加霜了。造反的有理有力，是否执政也有理有力，这就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不可混为一谈。好的反抗者不等于好的建设者。并不是一切反对腐败政权的造反就一定能赢得社会进步。太平天国“无读书练达之人”，彻底无视历史上总结的治国经验，白手起家，缺乏治国历练，往往以军代政，以极有限的军事经验来处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不能安抚和吸引人民。以前的宣传鼓动曾给无助的人民幻想的安慰，一旦人民发现起义后如同或不如起义前时，会产生失望、反感、怨恨，这样太平军与人民就越来越分离了。太平天国运动发展到后期，社会在大动乱中耗尽了气力，乱极思治，多数人希望休养生息之际，多破坏少建设的太平军越来越得不到民众的支持，失去了这个基础，尽管强行裹胁百姓从军，甚至为防止被裹胁者投降, 强行在他们脸上刺字，但越是这样做，军队士气越低，战斗力越弱。
静极思乱，使太平军前期赢得了群众，以一敌十有余；动极思治，使太平军后期丧失了民心，以十敌一不足。无论是太平军和清朝都没有以其本身的魅力赢得过群众，只有对方的为渊驱鱼，为林驱雀才使自己获得群众。太平军适应了百姓不满现实，改变现状的要求，但无法满足百姓过安定幸福日子的要求；曾国藩适应了百姓乱极思治的要求，但无法满足人民要富国强兵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