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因未去，其果不可除。清之腐败不可告别、人民之苦难不可告别，革命又如何可以告别？但革命是痛不是痒，是权不是经，“兵者凶器，不得已而用之”，不可习革命以为常，不可好革命以为乐。对于癌症病人来说，告别手术刀可能就是告别生命；对垂危的中国来说，告别革命可能就告别了国家再生的机会。
洪秀全、冯云山匹夫起闾巷，振臂一呼，拥者云集，个人能力何由致之，亦唯时势使然尔。太平军起自民间，以乌合之众，仅用了两年多时间，从广西桂平打到了南京；又以北伐孤师两万横扫千里，不半年直诣阙下，也说明清朝即将失去其存在的理由。起事之猛，进展之速，响应之众，都在说明清王朝已经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了。
以曾、左、李奴隶之忠诚、豪杰之才具，兼以列强之袒护，满清后太平天国不足五十年而土崩于半年之内，所谓革命且近乎成了打死老虎而已，有言告别革命者无异于主张以人肉喂死老虎也。故洪、杨起义非仅凭洪、杨处心积虑要造反弄权的主观可以造成，反倒是清朝自作孽、不可活的客观无意所致。告别革命，一要清朝告别腐败不自取灭亡，二要人民告别苦难才不铤而走险，不此之图，则是自己不看路摔了跤却在埋怨地太硬。
是清朝为太平天国提供了造反的充分理由，把人民逼上造反之路，太平军提出的“有饭同吃”的宣传，对于有一顿没一顿、经常处于饥饿威胁的广大人民显然极有吸引力。然而，太平天国却没有为自己找到可以优于对手的理由，其实践打碎了宣传带给人民的幻想，人民因不熟悉而归附，因熟悉而远离，太平军把他们重新推回了清朝的怀抱，造成了自取灭亡的理由。
太平天国崛起和强大，有非洪、杨之领袖素质可以衡量者。革命非强呼而至也。洪、杨农**动之世无其匹者，非领导人力呼而至，其振臂一呼，拥者云集者，有不知其然而然者。大为之者时运也，民意也，民同此心，心同此理也。非少数人可以蛊惑千万人而为不测之事也。洪、杨之无德，不妨革命之有理也；洪、杨之低能不妨革命之强大也。以洪、杨等领导人的领导能力的低能判断革命之该遭曾氏的残酷镇压，这是以成败论是非，以革命领袖论革命。
革命领袖水平之低和革命势力强大之间的鲜明对比恰恰说明革命合时势得人心，不待圣人而起，不惧屠夫而起。虽以洪、杨、韦、石之内耗、曾、胡、左、李之滥杀，一波过尽一波随，后继者蜂起，而终以长河巨浪，山呼海啸，不达终点不罢休，卒至五十年而倾清之天下。
石达开以洪秀全之无德而分裂革命；曾国藩以洪、杨之无德而为镇压之口实；今人以洪、杨之无德而言告别革命。
革命领袖之无德无才呼唤的不是镇压，呼唤的是更高水平的领袖的产生。
革命的不得已说明的是革命的有理；革命之强大产生于革命的非常不得已，亦说明革命之非常有理。所以最大的农**动产生于最大的不得已，说明着最大的有理。以低水平的领袖和最凶恶的敌人而有世界最大的农**动，说明民不聊生极矣，革命不得已极矣、革命有理极矣。
最有理的革命得不到微小的理解和同情，反而遭到无耻屠杀，则曾、左、李之昧于时势，暗于道理亦已甚矣。而后人见太平之为祸而不知其所以为祸，则不如曾、左、李亦甚矣。
洪、杨以最有理、最有力之农**动而不能搏得最广泛的理解、同情和支持，则其宣传力、亲和力、执政力、战斗指挥力又何足多论。
农民阶级是一个与封建制度一起诞生、和封建生产方式相联系的阶级，是反帝反封建的主力军，但不是社会革新的体现者。地主的狭隘使曾、左、李不理解民众造反，叫嚷何必以多杀为悔；农民的狭隘使太平天国要杀尽天下官吏，排斥异己。农民和地主的狭隘使他们风水轮流转，不断反攻倒算。“他们既反对清朝封建统治，又在自己的政权组织中因袭了封建政权的某些内容，诸如君主政体、君权神授、朕即国家、王位世袭和等级制度等等，这些封建因素逐渐地变成了熔解太平天国农民政权的熔炉，促使洪秀全从农民领袖的峰巅滑向封建皇帝的深渊，加速了农民政权的封建化和走向失败的过程。”
统治有高下之分、镇压有高下之分、革命有高下之分。清的统治低能造成了危机使革命无可避免；洪、杨要解决中国社会的危机的努力，适得其反，加重了中国的危机；曾、左、李“何必以多杀为悔的”屠夫的凶残推波助澜地使中国驰向了悲剧的极致。革命被镇压是悲剧，大伤国家元气；革命不被镇压是悲剧，前途同样堪忧。一个颓废了的西方基督和中国南方的神巫结合又能给中国人民贡献些什么呢？
曾国藩自叹“终非了此一局之人”,对洪、杨来说何尝又不是如此？把复兴中国的希望寄于太平天国的胜利或曾、左、李洋务的成功都不是历史的态度。清朝显示了它统治能力的低下，太平天国显示了它革命能力的低下，他们都是马克思说的“停滞的社会的产物”。统治能力的低下和革命能力的低下均不在歌颂之列。
革命是危机的暴露和释放，革命也是拯救危机的努力。兵者，不祥之器，不得已而用之；革命亦不祥之器，不得已而用之。作为危机的结果，革命无法无端告别也不能无端歌颂，为拯救危机努力而卓有成效，革命才能转祸为福。革命虽然不能必胜，革命者却有责任尽力做到最好。对革命怠工甚至破坏是有失革命家资格的。
革命既为孽果，革命也可以造孽因。太平天国革命的目的本在于解决危机却未能解决危机，反而产生了新的危机。太平天国被镇压是悲剧，不被镇压同样不离悲剧，前途堪忧。
“饥者易为食，寒者易为衣。”太平天国如果以正确的政策收拢人心，搞好统一战线，不但事半功倍，甚至可以举一反三。太平军攻占苏、常时杀戮甚惨，难民们带来的消息令上海人心大震。打击面太宽，统一战线搞得不好。使人民游离于曾、洪之外，时而附洪、时而附曾，实在无所适从。反动、革命、中间三股力量互不相容。中间力量受两面夹攻，死伤最惨。
不到十年，太平天国政权、军队不仅与他试图推翻的对象同质化，而且还要等而下之。革命政权和军队不但衰落而且堕落，成了残杀的工具和被残杀的对象。
早在1853年太平天国起事之初，马克思通过西方媒体获知相关信息，不由得高兴万分，对太平天国寄予热切期望：“世界上最古老最巩固的帝国八年来在英国资产者的印花布的影响之下已经处于社会变革的前夕，而这次变革必将给予这个国家的文明带来极其重要的结果。如果我们欧洲的反动分子不久的将来会逃奔亚洲，最后到达万里长城，到达最反动、最保守的堡垒的大门，那么他们说不定就会看见这样的字样：中国共和国—自由、平等、博爱。”马克思兴高采烈地欢呼：“中国革命将把火星抛到现代工业体系的即将爆炸的地雷上，使酝酿已久的普遍危机爆发，这个普遍危机一旦扩展到国外，直接随之而来的将是欧洲大陆的政治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