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战争确实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大悲剧，它持续之长，规模之大，损失之惨，影响之远，在中国历史上都是史无前列的。单就人口损失，以及双方的残酷性和破坏性来说，在世界历史上也绝无仅有。即使是动用了包括原子弹在内的现代化装备，战场遍及全球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也很难与其匹敌。太平军掀起的狂飙席卷所及，庐舍为墟，遍地瓦砾。狂飙过去许多年后，依然是满目疮痍，残破萧条，一片凄凉。人烟稠密的长江中下游流域，因地处风暴中心，为太平军和清军往复争夺烧杀之区，更是一片劫灰，生灵涂炭：
苏南地区，往往二三十里，不见居民，有的地方人口仅存五分之一。
浙江省，一片劫灰，道殣相望，昔日温饱之家，大半成为饿殍。
安徽省，皖南“野无耕种，村无炊烟，市人肉以相食”；皖北“但有黄篙白骨，并无居民市镇，竟日不见一人”。
江西省，数百里“不闻鸡犬声，惟见饿民僵毙于道”。
在这场大悲剧中，究竟死了多少人，至今仍是个谜。1883年，一个美国传教士称：太平天国战争造成中国人口的损失为5000万。而当时的美国驻华公使柔克义则估计太平天国战争导致的人口死亡数为2000万。这是当时在中国的外国人所作的估算，没有多少事实依据。中国当代人口史学者在确凿的史料基础上，对此进行了重新估算，形成了两种意见：第一种意见根据太平天国前后《户部清册》所载的户口数，认为从1851年到1864年中国人口锐减40%，绝对损失数量达1.6亿；第二种意见则将战前的人口数据与1911年宣统人口普查资料进行对比研究，认为太平天国战争仅给江苏、安徽、浙江、江西、湖北五省直接造成的过量死亡人口就至少达到5400万，如果再考虑到其它战场湖南、广西、福建、四川等省人口损失，那么太平天国战争给中国带来的人口损失至少在1亿以上，直接造成的过量死亡人口达7000万。不管以上哪种估算成立，太平天国战争都不仅仅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的浩劫，而且也是全人类历史上最残酷的战争，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也仅造成了5000万的过量死亡。
很多学者认为，元的开疆、清的灭明、太平覆满，死伤均在半亿以上。元的横行欧、亚，屠戮达6000万以上，；满清入关，人口损失总数，很有可能是一个大大超过5000万的惊人的天文数字！人口减员超过一亿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太平覆满，死伤枕藉，人口减员有6000万、7000万、8000万甚至更多的种种估计。
清朝的两次死伤过半亿的事件，清统治者是当之无愧的罪魁祸首。雨果说：“统治者可能是强盗，人民永远不会。”是不是太平天国和他们的天王对于那一场死伤过半亿的悲剧就没有一丝一毫的责任呢？
有一本书叫做《晚清七十年》，其中太平天国部分的开头有一段话很醒目，也很沉痛。书中说：“时至晚清，改朝换代的周期已届，政府的统治大机器彻底锈烂，社会也百病丛生。广东洪秀全，一个典型“三家村”土塾师，科场失意，转以‘拜上帝会’之名，于广西聚众起事，企图建立一个梦想中的‘小天堂’。一群狂热信徒被逼上梁山，化宗教信仰为政治力量，终至酿成死人无数的‘太平天国’大悲剧。”这里的“逼上梁山”，包括了清的驱逼和太平军的诱逼、裹挟，一开始，柔弱的国民的行动和命运就操纵于他人之手，前路之渺茫与凄惨可想而知。
现在我愿意从战争双方来分析一下太平一役的悲剧根源，仅就几个方面直抒己见而已。先引一段文字作为全文引子，便于展开全文时就太平天国称“革命”一词在此先作说明。
马、恩、列从来没有把农民起义说成“革命”，但对太平天国，有时却称为“革命运动”。这是就世界全局而言，他是资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但从太平天国本身来分析，实行的那一套从整体上看，仍然是农民起义、农民战争，不是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因此，应称之为太平天国起义，或太平天国运动，不称之为革命。 李新〈〈关于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历史研究〉〉1983年第四期。
在近代**制度诞生以前, 无论中国还是西方，社会中都存在着大量失意与不满的人群, 贫穷与怨愤如地火一般蓄积、蔓延，由于没有可以释放的管道，每过一段时期必会爆发大规模的动乱。所以治乱几乎是社会运行的常态。太平天国初期的成功就是民众怨恨与不满爆发的集中体现。
像洪秀全一伙人，根于清朝的腐败没落、民怨沸腾，这就获获得了向恶势力抗争的资格，于是乎造反有理。生产力落后，人口压力，官吏腐败，鸦片流毒，灾荒、财政枯竭，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社会广泛贫困化，都在标志着清王朝的末日即将到来。
一场震惊中外的农民起义的爆发，它要有客观条件的允许，绝非少数人可以鼓捣出来，否定革命的人叫嚷告别革命固然忽视了革命是客观条件的产物，错认为是部分人为一己私欲播乱乾坤。而有的革命者在革命形势略为有利时，也居然以革命制造者自居，以人民恩人自居，擅作威福，不顾形势，不与时俱进，不陈力就列，，反而成了形势的累赘或罪人。忘记了革命是客观条件的产物，不可制作，不可炒作。
太平天国运动是造反，造反并不全是以胜利作为理由的。像陈涉起义，大家觉得很应该，理由很充分。但并非以胜利作为理由，恰恰是以死作为造反的理由，考虑如何死法好，就是“今逃亦死，举大计亦死，死国可乎？”不说胜利，说如何死得有尊严、有意义。革命不全是考虑如何活法，有时就考虑个如何死法。
人民奋不顾身，铤而走险，与其说是奔利而来、奔胜利而来，不如说是因为活着太辛苦，太无法忍受这样活着而战。太平天国不能因为其本身含有失败因素就应该被曾国藩镇压，别人导致他们的肉体和心灵的苦痛到了不堪忍受的程度就是到了革命有理的时候。
九死一生之地，千万人争蹈之如水之就下者，非好乱也，苦生也，“所恶有甚于死者”，“故舍生而取义者也”。这时可能并不是胜利在望的时候。没有胜利仍必须奋斗，这样更给足了革命的理由。无以为生、无路可走时临死一搏，成败利钝生死存亡早已置之度外，这是当时许多人的悲苦心态。
王家范先生评论说：“李泽厚主张告别革命，不是没有道理。但他采取的却是指责，而不是同情地理解的态度。说如果没有就如何如何，这就不是历史的态度。历史上有过的，必有不得不发生的理由—大家都知道，古时候，中国农民是最老实、最听话的，年复一年地埋头‘修地理’、过苦日子，很少进城，见到官两腿发软，大官稍说几句好话，就感激涕零，说是‘见到了好官’谁会平白无故地用生命去赌博？可一旦到了活不下去的时候，饥饿是死，造反也是死，你说他们选择什么？ ‘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此话是有条件的，大约数百年才一遇，天灾人祸到了极点，树皮草根吃完，就闹人吃人的惨剧。到那时，革命想阻挡也阻挡不了。”就连地主分子也自认革命不是无中生有的制作或炒作，而是当时的情势有以致之。有地主惊呼：“粤西近日情事，如人满身疮毒，脓血所至，随即溃烂，非得良药重剂，内扶元气，外拔毒根，则因循敷衍，断难痊愈，终必有溃烂不可收之一日 。”说明不良政治为革命之孼因，清朝封建统治者已经不可能原封不动地维持其统治了，起义无可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