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田起义爆发，非一朝一夕之故，渊源可溯至道光末年湘桂边境会党起事。
咸丰元年（1851），洪杨起事于广西桂平金田村，然后席卷六省，建都金陵，与清廷分庭抗礼十余年。论者多溯其源流于拜上帝会的传教、花县洪氏的谋划，然于道光末年湘桂边境会党起事与金田起义的关联语焉不详。清人张德坚编纂之《贼情汇纂》，卷十一《贼数》有段不足五十字的记载，实为揭开此谜题之锁钥：“己酉庚戌之间，逆匪雷再浩、李沅发前后滋事，皆与洪逆等声息相通，迨后窜败，皆至粤西，欲纠合起事而不果。”
此段出自清廷情报汇编的文字，成书于镇压太平天国之际，其时军情紧迫，采访严密，所录多为第一手资料，可信度远胜后世追忆之辞。其中“声息相通”四字，直指新宁会党与拜上帝会早有联络；“迨后窜败，皆至粤西”八字，则明示败散之余部流向。虽云“欲纠合起事而不果”，然其“不果”者，乃雷、李本人未能亲至，非谓其部众无所归附。本文试以此段记载为纲，旁稽博考，申论新宁会党起义实为点燃金田烽火之薪传。
湖南新宁，地接广西，万山丛薄，瑶汉杂处。道光二十七年（1847），瑶民雷再浩与广西全州人李世德组织“棒棒会”（一说“青莲教”），以“反清复明”“劫富济贫”为号召，于九月起义。新宁举人江忠源练乡勇镇压，再浩退入广西，旋被叛徒出卖，就义于长沙。此次起义虽历时未久，然已开湘桂边境会党起事之端。
雷再浩败后两年，道光二十九年（1849），新宁水头村人李沅发复起。是岁夏雨过多，谷价腾贵，富户囤积不粜，县令又不劝谕减价，贫民无所得食。李沅发乃结“把子会”，以“劫富济贫”为名，举旗造反。十月十三日夜，率三百人袭破新宁县城，杀知县万鼎恩，开狱放粮，从者云集。清廷震怒，调湘桂黔三省兵练会剿。李沅发转战于湘桂黔边境，迭败清军，杀参将玛隆阿、都司邓宗武等，队伍一度扩至五千余人。次年二月，终因寡不敌众，于新宁金峰岭被湖南提督向荣击败，李沅发被俘，就义于北京。
新宁两次会党起义，虽以失败告终，然其影响实未随首领之死而湮灭。一则起义军余部分散突围，多流入毗邻之广西；二则湘桂边境社会矛盾由此激化，为后来更大规模动乱埋下伏线。《邕宁县志》有言：“（新宁）官兵剿捕，窜入广西，是为广西盗贼煽乱之始。”此语虽简，实已点明新宁起义与广西乱局的因果关系。
新宁会党余部流入广西，原因有三。地理上，新宁与广西全州、兴安接壤，山径丛杂，朝发夕至，“楚剿则窜粤，粤剿则窜楚”，本为清军会剿之难题。政治上，广西吏治腐败，匪患频仍，容留外来亡命易于藏身。经济上，鸦片战争后五口通商，广州至湘潭传统商路衰落，失业运输工人多达十万，流落湘桂边境，成为会党天然兵源。
李沅发败后，被打散的余部“纷纷逃亡毗邻的广西，加入洪秀全的‘拜上帝会’”。此非孤证，《贼情汇纂》明言雷、李“迨后窜败，皆至粤西，欲纠合起事”，其“欲纠合”之对象，即洪秀全等正在桂平紫荆山一带活动的拜上帝会众。曾国藩为江忠源作《神道碑铭》，亦观察到：“（李沅发之变）又踰季而广西群盗蜂起，洪秀全、杨秀清之徒出，大乱作矣。”以“踰季”二字紧接前后，非仅时间之先后，实有因果之关联。
道光三十年（1850）前后，广西“贼匪”遍地开花。《黟县三志》以编年体罗列其事：“道光二十七年……湖南青莲匪雷再浩扰至广西……二十九年……湖南新宁逆民李沅发窜广西……三十年四月，李沅发伏诛，复有粤匪陈亚贵……未著名者尚数十起。六月，鬃逆洪秀泉倡乱于广西桂平县之金田村。”此段记载如一条完整之链条，将雷再浩、李沅发、陈亚贵、洪秀全四者依次串联，清晰地呈现出乱局步步升级之轨迹。洪秀全之起，并非凭空出现于桂平一隅，实乃湘桂边境连年会党活动之水到渠成。
新宁会党余部西入广西，适逢拜上帝会势力初张之际。洪秀全、冯云山自道光二十四年（1844）入桂，在桂平紫荆山一带传教数年，至道光末年，入会者已有千余人。然其时拜上帝会尚为秘密结社，人数有限，且屡遭官府缉捕，处境艰难。《贼情汇纂》载，洪秀全等本以护送烟土为业，后因“粤东土匪滋事道梗，皆改途他适”，失去生计来源，“竞大肆劫抢，虏掠人畜”，被迫铤而走险。值此危急存亡之秋，外来会党加入，无异于雪中送炭。
人数之扩充尚在其次，更重要的是斗争经验的输入。雷再浩、李沅发两度起义，皆曾攻占县城，建立五营军事体制，与数省清军周旋经年。其部众多为百战之余，习于战阵，谙熟山地游击战术。此等经验丰富之老兄弟加入太平军，势必大大提升其战斗力。金田起义前夕，拜上帝会已从“仅有数百人”扩至“有三千多人”，其骤然壮大之机，正在于“来土械斗”客家人（来人）无家可归者“悉往投之”，使得拜上帝会势力“有三千多人”，声势大振。客家人中，必不乏新宁会党余部。
道光三十年十一月二十九日（1851年1月1日），即金田正式起义前十日，拜上帝会众与清军战于桂平蔡村江。此役拜上帝会众斩清军副将伊克坦布、千总田继寿、把总潘继邦等八员将领，“贼取其首而去”。以初起之众而能阵斩副将，若非有久经战阵之辈为之主持，何能有此战绩？《浔州府志》详录此战经过，虽未明言参战者中有新宁余部，然其“战斗力极强”的表现，正与《贼情汇纂》所载雷、李旧部“皆至粤西”的流向合拍。可以说，蔡村江之捷，乃新宁会党余部与拜上帝会融合后的第一次亮相，亦为金田起义的精彩序幕。
综前所论，新宁会党起义于太平天国有三方面的功绩：一是联络的先导。《贼情汇纂》“皆与洪逆等声息相通”的记载，确证雷再浩、李沅发起事并非孤立，而与洪秀全等早有信息往来。此等联络，或通过会党中人互通声气，或因拜上帝会本自广东传来而与湘南会党同源，虽书阙有间，难详其状，然其存在则无可疑。二是兵源补充。雷、李败后，“迨后窜败，皆至粤西”，其部众流入广西，加入拜上帝会，使太平军“势复大振”。此乃新宁会党起义对金田起义最直接的贡献。三是经验传承。新宁会党起义所创的“棒棒会”“把子会”组织形式、“劫富济贫”口号、五营军事体制、山地游击战术，均为太平天国所继承。洪秀全“拜上帝会”，虽托名基督教，实与湘南会党秘密结社一脉相承。
清人王定安著《湘军记》，谓“江（忠源）作先声，曾（国藩）继其武”，言新宁楚勇为湘军滥觞。殊不知新宁会党起事之于太平天国而言，正如楚勇之于湘军，皆为后来之波澜壮阔开其端绪。道光末年湘桂边境之“始乱”，最终燎原为震动半壁河山之大业。其来龙去脉，已昭然若揭于史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