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金田起义成功爆发是多方面、深层次的因素集成，从不同的方面以及不同的角度对起义发生原因进行探讨，有助于我们不断拓宽视野，更好地了解历史发展规律中偶然性与必然性，从而有助于我们以古为镜，更为精准地把握历史兴替，进而提升历史自觉，把握历史主动。本文试从“对关键事项不上心，信息处置失误；对行贿事项不上心，信息获取失误；对重要事项不上心，信息传递失误；对发展事项不上心，后续跟进失误；对民心事项不上心，民情引导失误”等四个维度对金田起义爆发的“公权失误”进行阐述，探讨“公权失误”下的历史事件。
【关键词】金田 起义 公权 失误 研究
鸦片战争失败后,清王朝受到外国资本主义的严重侵略,签订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从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处通商等不平等条约开始,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严重动荡的社会格局下，不到十年的时间，广西桂平金田村就爆发了声势浩大的金田起义。震惊中外的金田起义爆发，其深层次原因有历史背景、人民选择、政治环境、地域要素等诸多条件造成，再深入具体的层面研究，其偶然性中亦有其必然性。站在当时执政者的角度，笔者结合各类事件发生情况，以实例从“公权失误”方面进行了研究，并作以下探讨。
一、对关键事项不上心，信息处置失误。一是对第一线的情报不上心。桂平紫荆山石人村人、地主、秀才王作新是最早发现金田起义苗头的人，他给清王朝带来了第一线、第一手的情报。当冯云山进入紫荆山区时，王作新还与冯云山有交往。因为，两者都具有“秀才”的身份，这使得两人在身份上有最初的认同感。但是，作为一个读书人，王作新受朝廷方面思想教育是深刻的，对政治方面的问题也具有敏锐性。比如，王作新最先发现冯云山书房门旁的对联：“暂借荆山栖彩凤，聊将紫水活蛟龙”，并且，他从这一幅对联中，就看出了冯云山的“志向”或者说是“谋反”之意。所以，王作新与冯云山在思想上并不是投合的，他们的交往便保持了距离。直到1847年秋，他们才又发生了交集。当时，洪秀全、冯云山率会众捣毁紫荆山的大冲雷庙，因为该庙为王东诚、王作新父子倡建。可以说，王作新与冯云山的思想对立，从“毁庙”事件中就进入了高峰期。面对洪秀全、冯云山等人的行为，王作新动用了他的团练，以冯云山迷惑乡民、搞结盟拜会、毁坏神明等为由，组织人员抓捕冯云山。不料的是，在第一次解押冯云山往官府时，途中拜上帝会的村人冲出来，把冯云山劫走了。然而，王作新与冯云山的冲突并没有结束。第二次，王作新又指控冯云山纠集“数千人”聚众谋反，以“阳为拜会，阴谋叛逆”控告冯云山等人，再次派人参与抓捕，将冯云山、卢六等人抓捕下狱。本来，对于王作新这个来自一线的情报、信息，官方应给予足够的重视，然而，事实证明，王作新等人是“卖力”了，是在着力维护统治者权力了，但是，官方的行为却是“乏力”的，对“苗头”状态下的情报不够重视，更谈不上采取措施进行有力的防范了。二是对反常行为不上心。按照大清律法,谋反罪列在十恶大罪之首，依法是要将谋反之人处以极刑的,其家属还要受连坐之罪。洪秀全、冯云山等多次率会众捣毁紫荆山周边的甘王庙等庙宇。这在当时来说，那是一件冒天下之大不韪”的大事，“砸庙毁神”取得了轰动效应，削弱了统治者的礼教权威，增加了“砸庙毁神”者在民众眼中的威信。然而，这样的反常行为，被王作新捕捉到了，也及时上报上去了，还把人都抓过来了，但是，官方对反常行为却置于脑后，没有拿出“十分”的认真劲对待，在处置反常行为上表现了极端的滞后。三是对重点人员处置不上心。官府在王作新等人把冯云山、卢六抓捕押解来之后，对已经被处置在面前的重点人员不上心，相关官员反而在收受巨大好处费的情况下，公然训斥王作新“殊属昏谬”，还做出释放冯云山的决定。冯云山是金田起义的积极策划者，是太平天国蓝图的重要绘就者，是金田起义曝发的决定性人物之一。忠王李秀成被湘军头领曾国藩俘虏后，写下自述，他是这样表述冯云山在金田起义中的重要作用的：“谋立创国者出南王(南王，即冯云山)之谋，前做事者皆南王也。”可以说，如果当初，官府对重点人员冯云山的处置没有那么草率，也许就会是另外一个结局了。
二、对行贿事项不上心，信息获取失误。一是收了钱，乱办事。金田起义时期，清王朝的腐败无能是一个普遍的现象。这从冯云山被抓后的处置，也可看出端倪。当时的桂平知县王烈，在面对冯云山事件时，非但没有认真处置，反而当面斥责王作新，说他动不动就小题大做，想把一件小事闹大。1848年5月间，接替王烈担任桂平知县的贾柱，更是由于收受了拜上帝会的烧炭信众共同捐出的“科炭”钱（“科炭”是指每次卖炭后，抽出一部分的炭钱积贮起来，以用来办成某件事），就把冯云山释放了。甚至给冯云山这件事下了这样的结论：教人敬天，是劝人为善，“并无为匪不法情事”。二是当庸官，误大事。桂平知县王烈、贾柱都犯了一个大错，那就是他们既然知道谋反罪是大罪，就理应重视起来。王烈骂王作新多事，是因为他自己也知道谋反是大罪，但是，一旦呈报上去，就会引来很多调查事宜，他心里不过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想法。贾柱除了也有这种心理外，还收受了好处费，伸手拿了不义之财，所以，更不可能把冯云山的事当作大事来处理。由此，也可见当时官员讳匿不报重要事项，甘当庸官、贪官已经成为一种见怪不怪的行为了。在这样的情况下，就算王烈、贾柱上头有英明的上司，他们因为获取基层的信息失误，得不到下级呈报的准确信息所以，也不可能作出正确的判断及作出相应的处置。三是跟失人，坏大事。收了钱的贾柱很快就对冯云山案作出判决，他判定冯云山是一个无业游民，所以，只需要派差役押解回广东花县，交原籍地方官管束就行了。更令人吃惊的是，官府派出去的两名差役，他们在路上经过了冯云山的一番游说，转管束者为教徒，加入了拜上帝教，不但没有完成押解任务，反而跟随冯云山返回紫荆山，站在了官府的对立面上。这里有一个很大疑问，官府派出了两个吃“皇粮”的人去押解犯人，最后，犯人没有押到目的地，连押解的人都不见了，这样的大事为什么就没有引起注意？就没有顺藤查个水落石出？顺藤去一探紫荆山的真实拜上帝教情况？如果这样的疑问得到解决，防范的措施得到实施，金田起义的“火苗”就可能不会蔓延开来。
三、对重要事项不上心，信息传递失误。一是甘做“睁眼瞎”。太平天国在桂平金田村宣布起义的前后时间，正是鸦片战争后的十年.受腐败以及各种压迫影响，当时全国各地，到处都孕育着革命的种子，都有抗争之举。特别是随着金田起义的时间的临近，潮水般的民众赶往金田团营。当时，广西巡抚郑祖琛在反映情况没有什么效果的情况下，甘于做一个“睁眼瞎”，以为民众团营也搞不起什么大事，抱着“力事隐朦，不邃上奏”心理，没有尽职尽责做尽下情上达的功夫，抱着当个“太平官”的心理，后来，因起义造成巨大影响而被朝廷以“庸懦无能，因循畏葸”为名革职。二是擅于“踢皮球”。广西巡抚郑祖琛曾在金田起义前做过几番努力。比如，郑祖琛曾向两广总督徐广缙反映发现信众聚集的现象，请求派出兵员进行支援。而这时的徐广缙却没有理会，认为要处理这事也是由广西巡抚来处理，用不着他这个两广总督出手。郑祖琛见此法不通，又跑到北京，亲自找到军机大臣潘世恩，以为潘世恩能够出手帮下忙，没想到的是，潘世恩竟然把皮球踢得更远、更绝，他说：“切勿以贼多入奏。”这个意思就是，潘世恩不但没有想到去管这件事，反而规劝郑祖琛要识相一些，不要上报这些烦心的事，因为，皇帝喜欢报喜不报忧！最后一次，郑祖琛找到文华殿大学士穆彰阿，希望他能够出个主意。这个穆彰阿的回复也是绝了，他说：“国家经费有常，不许以毛发细故辄请动用。”这话说的意思是，国家的经费是有限的，不要因为一些不大不小的事就来花钱解决！正是因为重要权力层面的一再踢皮球，导致了广西巡抚郑祖琛最终甘于做一个“睁眼瞎”，侥幸心理更加严重了，也就对事态更加听之任之。三是为保“乌纱帽”。为什么广西巡抚郑祖琛到处去搬救兵，在哪里都吃了“闭门羹”？最大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些已经坐在一定高位的官员，他们想到的首先不是处置事件，而是，在事件没有发生或者不严重时，他们根本就不想管事、惹事，他们要保住的是自己头上的乌纱帽，只要这一顶“帽子”没事，他们又怎么会想到去来回奔走，为解决未知之事而劳心费力呢？抱着这样一种心理，他们自然就会不把郑祖琛报告的事认真待之，也不会把这件事当作“大事”来处理。层层推诿扯皮，个个明哲保身，看着自己眼前的丁点小利，把国家重要事项漠然对之，信息传递始终达不到预警效果，以至于郑祖琛求助无门后，发出一声悲叹：“左右为难，乞身未敢，空手何能杀贼？”
四、对发展事项不上心，后续跟进失误。一是失于盯住团营令。道光三十年六月(1850年7月),洪秀全发布团营令，要求各地的信徒聚集于桂平紫荆一带，并要求所有信徒在11月4日这个日期前到达金田村。此时，很多信徒们变卖家产，携带家人和各式武器赶往金田村。同时，杨秀清、萧朝贵、韦昌辉等人在韦家祠堂设立指挥中心、设立公共仓库等机构，在指挥和物资上都有了保障。而这个时候的紫荆山，聚集的当地信徒就达到两千多人。二是失于盯住“王作新”。王作新是对朝廷忠心耿耿之人，他处于利益维护者的位置。本来，对于王作新的检举揭发，官方就应该从头至尾都加以重视，但是，官方并没有盯住这一条线索。甚至当团营金田村的一些信众行动起来，他们组织队伍赶到石人村找王作新清算旧账，在抓不到王作新的情况下，纵火烧了他的房子。对于这样一件大事，官方也没有足够的反应与处置，既没有引起警惕，也没有采取措施防范。三是失于盯住“四方人”。团营令下达之后，除了紫荆村、金田村的信众集结外。四面八方的信众也在集结。比如，石达开在收到团营令后，在贵县带领四千多人前往金田村。武宣县和象州的信徒也在赶来，其中，象州的一千多人集中到石龙村时，还集体举行了拜上帝仪式。与此同时，由赖九、黄文金带领的信众经郁林州、桂平大洋圩，也来到了金田村。平南和藤县等地的信徒，他们在胡以晃等人率领下前往金田集结。可以说，从1850年7月发布团营令后，至当年11月，金田村已不断有了密集的人员集结，并达到了两万多人的队伍规模，为起义准备了人员上的成熟条件。在四方聚集队伍过程中，还有不少的“举家入营”之举。据《贼情汇纂》记载：“凡逆属之父母兄弟妻子既所亲所爱妇女幼孩 ，悉令随行。”然而，对于这样的大规模集结行动，当地官府盯得不牢，管得不严，处理得不当。四是失于盯住“组织者”。各地信众集结后，杨秀清、萧朝贵、韦昌辉等人是有力的组织者，他们采取了一系列严格的管理办法。比如，依据地区和性别进行编组，设立领队，实行男女分开管理。比如，实施公共资源库制度，个人财物统一纳入库中，按需分配生活物资。再比如，在队伍中设军长、百长、营长、先锋等职务，且各职位均设有正副之分，并且细分为前、后、左、右、中等不同职责，这些已经具备了武装队伍组织结构的做法，为何官方没有足够的方法进行紧盯？反而是听之任之，愣是从突然间冒出的几万人事件中，得不到一丝有价值的线索，让起义之火不断升温。从事件的发展来看，金田团营是太平天国运动初期的一件大事。震惊中外的金田起义爆发的队伍基础，就是在团营这个制度上建立起来的。
五、对民心事项不上心，民情引导失误。一是对科举士人的前途不关心。在中国古代科举制度中，能够读书进入仕途,这几乎是所有读书人梦寐以求的目标。但是，以洪秀全和冯云山为代表，洪秀全四次科举皆落榜，而落榜意味着他这个读书人的“生计”和“面子”都成了问题，出身于一个世代务农而重视学问家庭的洪秀全，他年近而立，不得不面对的最大一个选择就是“出路”问题。1844年，洪秀全放下追求科举功名的执念，愤然扔下四书五经，捧起了传教的经书，走上传播教派之路，就意味着他必须走出一条他认为合适的路，即在他脑海中的：既然不能考取功名，就自己开科取士，在功名之路上自己说了算。在科举之路上，冯云山和洪秀全都有一个共同特点：他们都曾参加了科举考试，但是，他们都没有能够考上他们认为理想的功名，都有对科举失望的情绪，也都有谋求出路的强烈想法。而这个谋求出路的过程，就是一个思想的变化过程，洪秀全的早期思想，可以说经历了从追求功名、到以道德说教方式改造世道人心、再到蓄志反清的发展过程。如果当时在科举落选情况下，能够为这些有着强烈考取功名的士人开通更多的救济渠道，为这些科举之人的前途、生计着想，为他们建功立业增加希望，那么，或者又是另一种情况了。二是对中等资产人家权益维护不上心。比如，以韦昌辉、胡以晃、石达开等为代表。韦昌辉、胡以晃都有相似之处，他们在本地都是有一定土地和生产资源的人家，对于生计来说是不愁的，甚至他们还通过读书考中了一定的功名。但是，他们并没有过上安稳的日子，来自与他们相当或者比他们稍大一点权力地方官绅，把他们作为欺侮的对象，而府县等更高一些的公权力对于这些“家头事”，并没有积极有效的介入。可以说，正是由于这些方面缺乏了有效的救济途径，以至将这些有一定“实力”的人推向了自己的对立面，他们加入拜上帝会后，积极参与造反筹备活动，点燃了摧毁政权的“导火线”。另外，石达开在金田起义时也是富裕家境，他是因为“来土之争”（客家人与本地人的争斗）失败后，率家族武装参加金田起义的。这从石达开的自述可见，他说:“道光二十九年，因本县（贵县）土人赶逐客人，客人无家可归，痛洪秀全，杨秀清、韦昌辉、萧朝贵、冯云山和我共六人，在金田聚众起事。”三是对底层群众的生活改善不上心。比如，杨秀清、萧朝贵等在紫荆山区从事繁重体力劳动的烧炭工，他们作为本地人，长期处于为谋生挣扎的境地，在生活水平得不到有效改善的情况下，极容易产生不满情绪，并易于接受“改变命运”的教派思想。如果，当时的生活能够上升至脱离艰辛程度的水平，他们“谋反”的动机就不可能那么强烈。饥寒交迫、苦于过日，这就导致教派在闭塞的地方如同火种般传播，并最终点燃了紫荆山区。而谁又能料想，烧炭工出身的杨秀清用兵如神，成为太平天国建立后节制诸王的头领，而同为烧炭工的萧朝贵，作战勇猛无敌，更是带出了天国一柱李秀成、北伐主将林凤祥等众多精兵强将，进一步加剧了清王朝的分崩离析。
综上所述，在处理金田起义前后事件上，当朝执政者出现了“一步错，步步错；一子输，全盘输”的情况。正是由于存在“对关键事项不上心，信息处置失误；对行贿事项不上心，信息获取失误；对重要事项不上心，信息传递失误；对发展事项不上心，后续跟进失误；对民心事项不上心，民情引导失误。”等突出问题，这些问题、冲突如同一粒粒火种般交织、碰撞在一起，最终融入时代与历史发展的大势中，一举点燃了金田起义的冲天大火，造就了这一场中国封建时代最高峰的农民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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